高盛养猪：一场PE引发的猪肉战争

　　曾经乏人问津的“苦行当”——养猪业，如今竟然成为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香饽饽”，原因之一当然是2007年以来猪肉价格的不断上涨。但是从国家产业安全的角度去考虑，逐利资本的介入动机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高盛养猪

　　近来关于“高盛养猪”的消息引起各方关注。高盛斥资2~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PE渗透的不仅是中国养殖业的整条产业链，更涉及中国农业上下游各个领域。

　　养猪曾是众所周知的微利行业，但情况在2007年发生了转变：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3月29日，肥白条猪肉价格还在7.8元/公斤，到2007年3月29日上升为10.04元，而到了2008年3月29日飙升至20.20元/公斤。猪肉价格猛涨，使得养猪业毛利率水平大幅提升。不考虑溢价收购，目前1.7亿元人民币可收购年产15万头生猪的养猪场，那高盛近3亿美元收购的养猪场年产能应在150万头左右。以农业部提供的每头猪200元利润计算，该收购每年可带来3亿元利润。

　　锐意做中国“猪老板”的国际投行并非只是高盛一家，德意志银行也开始大规模布局中国的养殖业。2007年德意志银行面向全球发行了“德银DWS环球神农基金”，该基金将投资定位于以农产品为主的食物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不同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中国。德意志银行注资6000万美元，获取上海宏博集团公司养猪场30％股份，融资的同时进一步谋求企业的海外上市。近年来在天津发展势头很猛的农业产业集团宝迪也在进行大型私募，德意志集团也参与其中，计划注资金额同样达到6000万美元。宝迪集团的计划是在全国建立十大肉食品工业园，与雨润、双汇三分天下。渗透中国农业的国际资本远非上述几家，邦吉、路易达孚、摩根等国际巨擘，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悄然布局，希望在中国农业这片沃土上分得一杯羹。

　　事实上，垂涎这场猪肉盛宴的不只是外国投行，国内的各种投资机构和行业龙头早已在全国布局，投巨资养猪。2007年12月，中粮集团宣布，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97亿元，在湖北建成存栏50万头、能繁母猪的繁育基地，形成1000万头的国家生猪现代化健康养殖示范区，实现1000万头优质活猪屠宰加工及精深加工能力；2008年6月28日，叶县人民政府与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正式签定20万头商品猪生产基地项目协议；同年7月，香港华润集团旗下五丰行有限公司与河南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在郑州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投资4.5亿元养殖生猪。

　　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PE进军中国的养猪业，乍听起来有些奇怪甚至可笑。但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可谓是眼光独具。国际资本渗透中国农业已是不争的事实。高盛早已通过掌控中国国内肉类加工品牌企业双汇和雨润，控制了我国的肉类加工和销售渠道主要市场。此外，国际粮商丰益国际在全球非销售中心的实体加工生产企业总共90家，其中在中国有71家，涉及油脂压榨、浓缩蛋白、粮油化工等生产项目，占据中国油脂市场半壁江山之余，在粮食主产地黑龙江开设2家水稻加工厂、张家港开设1家水稻加工厂，吉林白城集水稻、油脂于一体的大型加工厂在建；同时，在小麦主产区四川、周口等地开设四家面粉加工厂。另一大国际粮商嘉吉公司在华累计参股或控制13家饲料厂，占据环渤海、长三角要地，东至黑龙江，西到新疆，此外还有4家化肥厂，2家玉米加工厂等，累计在华农业实体企业27家。

　　中国生猪2007年出栏量6亿头，占了全球的5％左右，产值有10万亿，甚或更高。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猪肉行业将呈现大规模并购整合的发展态势。

　　PE逐利本性

　　资本向农业延伸渗透，打通价格通道，通过控制产业链来获取超额利润与丰厚回报，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使然。国际资本在投资方面更加现实，更懂得通过资本与产业的结合获得超值利润。他们把眼光投向中国，一是因为国内市场庞大，同时可供给国际市场，销售不成问题；二是中国拥有世界几乎最低的劳动成本；三是价格上涨空间最大，便于包装上市，获取投资题材；四是控制该行业可以获取持久的超额利润。对于国内而言，外资介入养猪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外资大规模进入国内养猪业明显是为逐利而来，业内普遍认为短期内不会对国内养殖业造成太大影响。第一，与国内年出栏生猪6亿头相比，目前外资涉及的几百万头的年产能尚“不足挂齿”。第二，预计外资进入养猪业初期规模不会太大，因为养殖业存在疫情发生的可能，也是高风险行业，加上国内生猪养殖短期内还会比较分散，外资可控比例不大。

　　其次，金融企业控股中国基础产业，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利于投资增加，引进先进的养殖技术，但可能引起过度炒作，价格控制。另外，资金骤然撤出也会给中国带来食品危机。对于中国农业潜在的相关风险，关键是不能把粮食及其他非农产品（肉禽蛋奶等）等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拱手让给国际资本。国际资本惯用炒作高利润、高回报的操作方式来影响产业的发展，久而久之，本国的产业就会失去竞争力。

　　再次，由于缺乏经验，国内农业保护政策及相关的农业补贴与福利计划尚不健全，新近实施的《反垄断法》也未能将集中度不高的农业框定在内，不能对外资进入实行有效的监管。而农业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一旦出现危机，会把整个金融系统，整个经济体系一并拉下水。

　　最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精锐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已经使我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逐步向依赖外国农产品进口的方向演变。2008年，我国粮食进出口首次出现逆差。现在，60％的大型的大豆加工业已经被外资控制了，我国也成了每年大量进口大豆的国家。而在非农产品市场上，由于技术等原因，相当一部分利润已经被国外拿走了。如果生猪养殖这块“土地”再沦陷，就意味着我们的命脉已有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国外资本手中了。

　　国际资本逐利的天性决定，一旦尝到甜头，就会变得更加贪婪，通过并购来入侵上游，进而控制整条产业链，最后极有可能将行业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目前中国的投资机构来看，更热衷于能源、金融、有色等行业，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或食品大国的农业、食品领域大多不屑。一些投资更注重短期行为，上市退出成为主要策略，不考虑相关产业链全局式的布局收益策略。从高盛养猪可以看出，大的投行的投资行为是对世界经济、产业前景等诸多战略的一种结合考量，是产业链式的战略布局，而这种投资可能是未来投行业务更为理性或更具持续生命力的一种体现。他们一手控制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大豆、玉米及豆粕的价格，一手控制中国的生猪养殖企业大豆、玉米、豆粕等是农业饲料的主要来源，其价格直接决定着生猪养殖的成本及猪肉的价格。

　　中国农业面临挑战

　　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农业稳则国家稳、天下定。2008年7月28日无果而终的多哈谈判，以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本国脆弱的农业生产，提出放宽动用特殊保障措施的底限，结果遭到美国发难，多哈会谈不欢而散。各国政府都已强烈意识到两个事实：一是在当前的国际贸易条件下，粮食供应只有立足于本国市场，才能给本国的粮食安全披上防护衣。而一旦粮食供应受制于人，不仅国家稳定难以保证，而且国家主权也会受到威胁。二是当今世界的农业市场仍是非常不充分的，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是妨碍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国际资本触角遍布中国农业的每个角落，水稻、玉米、肉类加工、饲料无一幸免被渗透。五年前，“ABCD”（国际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用大豆撬开了中国油脂行业的大门，五年后的今天，高盛为首的国际投行大举在中国养猪。五年间，国际资本占领了中国农业一个又一个制高点。相关研究表明，在目前关系全球经济命脉的几大行业领域，如能源、金融、矿产、电讯等，中国对外资的进入都保持了高度警惕，并高度关注产业安全问题，唯独农业，中国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开放态度，对于该行业的外资并购也没有任何门槛限制。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地位尤其重要。一方面，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粮食生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农业是容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农民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这些都决定了农业不仅关系经济安全，也关系着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目前，世界粮食危机四伏、国内猪肉等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都预示，我国农业安全正呈现出从潜在非安全向显在非安全乃至危机演化的态势。高盛养猪再次敲响了我国农业安全的警钟。面对资本的全球化，我国农业倘若没有戒心，缺乏农业自主发展的谋划，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仍一如既往地漠视农业产业化，那么农业领域的过度开放，就很可能演变成一场国际资本的盛宴。可以想象，从品种的引进、农产品的加工，到设备的开发和出口渠道的建立，一旦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国际资本，我国农业的发展就必将受制于人。

　　我国的农业该何去何从，除摸清国情外，决策部门还应当密切关注外资进入农业基础产业链后潜在的风险，以便从根本上制定相关政策来应对这场由PE引发的猪肉战争。

　　其一，政府有必要加快制定农业产业安全的防范政策，谨防国际资本对农业基础产业链及其价格的操控，更不能给国际资本留下赚得盆满钵满后骤然撤退加剧危机的可能。农业具有刚性需求，属于不可复制的产业，对产业安全的要求比工业要高出很多。在产业投资政策上，一定要把农业掌握在自己手里。

　　其二，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仅体现在减税，增加补贴和扶助措施来改善我国农业的现状、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而且更需要优化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推进规模化生产，集中优势的资金和人才进入农业领域，加大对农业关键技术的开发。另外，政府需要增加一种紧迫感与危机感，对农业要预计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抵御措施，在必要时可以动用国家资本的杠杆。

　　其三，严格控制征地。以百世腾投资的马尾凤翔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例，百世腾拥有其所有生猪的经营权，以每年45万元的价格向该公司原拥有人朱祖忠租赁猪场，协议期为15年，这显然减少了猪场等设备投入，无疑降低了风险。更少的成本，更短的操作时间，更恰当的时机，或许是外资隐蔽操作的潜在目的。外资大规模进入养殖领域，无非是等发展到一定形态后包装上市，国际资本控制农业产业链，并不一定是在国内赚钱，很有可能是通过对产业链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海外获得相应的收益，如原材料的收益、出口产品的收益等。养猪不光造成污染，还不能给国家带来财政收入。在猪场用地的审批上，政府应更加谨慎，用地控制在政府手里，随时可以对大规模扩张行为叫停。

　　因此，加快中国农产品市场化体系建设，提高透明度，强化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如今也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否则，金融资本进入中国农产品市场，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点生产力的提高，更多的则可能是价格全面上涨的压力。

来源:产权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