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猪事：悲喜金猪年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为猪狂，为猪伤，为猪打吊瓶，为猪找对象，愿共你高价小猪同鸳帐，为你叠被铺床

　　悲喜“金猪年”“撵迟不撵快。”

　　猪价的走势，对于养猪人和买肉人来说，总是意味着不同的感受。2007年是名副其实的“金猪年”。买肉的人们怨声载道，养猪的人们却两眼放光。

　　在陕西蓝田，毛猪的价钱，好多年都是每斤三两块。猪娃儿的价钱，高时一只五六十，低时一只二三十。

　　洩湖镇有养猪的传统，以前差不多家家喂猪。2004年，口蹄疫的传言曾使猪价下跌——尽管口蹄疫并未波及这里。2006年，春节前没来得及卖猪的一些人家，转过一个年，却发现每斤的价钱从3.5元掉到了2.8元。“寒了好多人的心。”开饲料店的老王说。

　　除此之外，苞米的价钱越来越贵，到2006年已经快到8毛一斤。喂一头猪，家里就断不了人，拌料、喂猪、防病，特别是照应小猪，每天得搭进去几个钟头。养猪户崔福平说，这样的辛苦不划算，不如出去打工。

　　蟠桃村的马积安，最多的时候喂了一百多头猪，终于在2005年到2006年，全部卖掉，清空了猪栏。

　　在2007年猪价猛涨之前，养猪人在高成本下用脚投票，已经预示出了市场的先兆。

　　兽医老余在本地给牲口看了大半辈子病。凭他的经验推断，大约在2005到2006年之间，洩湖镇的存栏数量首次跌破3000。这个有着28个村子的乡镇，在最少的时候，存栏数量不到2000。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家，还在坚持养猪。

　　在供应的持续减少中，2006年的高致病性蓝耳病突如其来，成了点燃价格的导火索。业内专家估计：疫情严重时，很多猪场的存栏数不足一半。农民们恐惧的传言，说那病是“从风里传过来的”。

　　过了四五个月，一批母猪的损失，终于在它们的下一代身上体现出来了——猪价疯狂走高。据农业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监测，2007年4月全国猪肉批发均价为每公斤12.99元，同比上涨35.5%。

　　在洩湖镇，2007年年初，毛猪还是五六块，5月份涨到七八块，秋季最高的时候，是13块。跟往年相比，这个数字如在梦中。一年前，女人们听到每头猪崽380元的价格，都会吐舌头。如今，这个数字已经是520-530元。

　　他们不知道：5月下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了与他们同在一个省的兴平市西吴镇散区村，在村里询问养猪户近况，甚至让生猪营销专业户白生华直接打电话询问当天西安市场肉价的行情。他说，解决13亿人的吃肉问题还得靠农民。5月29日晚，《新闻联播》播发了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做好猪肉等副食品生产供应保持市场稳定的通知》。

　　接着消息传来：政府给每一头母猪发50元的补贴。到了2008年，升到100元。

　　崔家坪小红家的男人不上外头去打工了，两口子咬牙拿出几万元，从村里包下地，垒了十几个槽的新猪圈，买了30只猪娃儿。

　　塬上一户人家有一窝小猪，有人上门来买。男人叫了480元的价，心里还打鼓，怕把人吓走了，谁知人家一口应下，从18只里拣出16只，撂下了两只。

　　这一伙人前脚刚出门，后脚又来了买猪娃儿的。就剩两只猪娃儿了，来人不挑不拣，全都要下，每只500！

　　婆娘这下不答应了，跟男人拼了劲打锤——“一只20，我那16只是320呀！”

　　两口子正闹着，又来了人，要买母猪。男人心里赌气，一咬牙，随口叫价4000——头年母猪也只卖到3000上下。男人想叫个高价把人吓走算了，哪想着人家一口应下。女人大哭起来：“卖了老母猪，往下就要卖我了！”死拦在圈跟前就是不让牵猪。

　　一场家庭大战之后，总算是没卖成。

　　母猪在这个春天身价陡增，是名副其实的“母以子贵”。

　　公猪也在这个春天身价陡增，是名副其实的“父以种贵”。

　　十年前，母猪赶圈(配种)一次的价钱是8元至10元。2006年涨到20元，2008年又涨到50元。养了十几年种猪的老王，迎来了自家生意最繁忙的年头。

　　每头种猪一天最多配两三次，不时有母猪得在王家过夜、排队。王家的窗子上明文写着新规矩：“在我家过夜超过两天的，收20元管理费。”

　　张宽利的女人说，现在的猪“赶圈老赶不上(配种不成功)”，老王说：“人现在都急得很，(母猪)刚一刨圈(发情)就赶上来了，卵子可能都还不行，哪能怀上？”

　　于是，常常有母猪需要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赶圈。

　　本地有老话：“撵迟不撵快。”大意是说：看上去快的，未必可靠，慢的可能更稳当。

　　然而，这样的猪价行情，快得不容人多想。养猪户老崔说：“你今天不下决心(买小猪)，明天可能猪娃儿就涨二三十块，10个猪娃儿就是二三百块。咱农民没多少钱啊，这就是大数字。”

　　兽医小崔给猪打防疫针，打得战战兢兢。有时候，口蹄疫疫苗打下以后猪的反应很大，身上发紫，有的养猪户会拽住他：“别走别走，死了你得给我赔。”于是，小崔举起针来“心里就抖”——“人家一个猪娃儿能挣500块，咱才挣多少？”

　　现在国家掏钱一年两防，每个防疫员每次可得到补贴300元。“28个村，一共就俺们6个防疫员，猪娃儿下地7天以后打猪瘟(疫苗)，15天以后打口蹄疫(疫苗)，28天以后打蓝耳病(疫苗)。”

　　也就是说：小崔给几百头猪挨着个儿打6次针，刚胜得过卖一头小猪。

　　在高价和一系列补贴措施之下，一年内，崔家坪新增了大大小小十几个猪栏。整个洩湖镇的生猪存栏数量，终于从2300回升到2800。比起早年的3000头以上，这并不算历史上的高位。然而据张宽利估计，这个数字不容易再往上走了——现在猪崽这么贵，人们没那么多钱投资，更经不起病害了。

　　“遇上猪瘟，赔成龟孙。”

　　兽医老余说：现在这猪的病，是比以前多了。

　　兽医小崔说，2007年上半年，附红体和猪瘟在本地混合发作；下半年，是蓝耳病。据他估计，一年下来全镇死了四五十头猪。沙河一个村的母猪几乎死光了。

　　2004年，人们头回听说附红体；2006年，头回听说口蹄疫；2007年，头回听说蓝耳病。崔小运的媳妇总是刚刚记住一种，时间不长，又来了新的。“这个大夫说是蓝耳病，那个大夫说是附红体，再一个大夫说是痢疾。反正都是发烧，不吃食。问他咋看出来？他说那耳朵青着嘛！”

　　专家们也在为疫情头痛。广东省农科院兽医所副所长蔡建平曾说，现在的生猪疫病流行情况非常复杂，混合感染的情况很多，症状很不典型，别说按传统经验很难诊断，“即便专业人员，不借助一些设备也是很难确定”。

　　于是，疫病和高价，就像一块烙铁的两面，反复煎熬着养猪人。

　　2006年，兀坤顺家病死了几十只小猪，他说：房子跟前的树底下都埋遍了。当时小猪价格在100元上下，兀坤顺相当于把三四千元钱的钞票埋到了树根下面。

　　2007年，蟠桃村的马积安新买三十几只小猪，不到一个月病死大半，相当于六千余元的钞票一下子蒸发。喂了十几年猪的马积安觉得丢人，夜间摸黑把死小猪扔到了枯井里。

　　2007年的附红体和猪瘟联合发作，就这样烧掉了小红家8000元钱，烧掉了张宽利家近万元钱。人们刚刚记住这病的名字还没有两年，就领教了它的厉害。

　　高致病性蓝耳病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是从2006年6月到2007年2月。2006年五六月份，疫病从江西、湖南等地向周围各省传播，2006年10月左右传至河南、山东、河北等北地，随即年底传至东北。至2007年5月份，多数地区已经发生过多轮疫情。农业部兽医局巡视员李金祥曾说：“有的猪场死亡了20%，有的死亡40%，主要都是散养户。”

　　依照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协会秘书长荆继忠的数据，目前我国小规模养殖在猪肉供应总量中大约占到65%。《粮油市场报》新闻中心的一篇述评称：“猪蓝耳病对散养户的打击之大前所未有，其影响不仅直接表现在散养存栏大幅下降，更体现为对散养户养殖信心的摧毁。”

　　兽医小崔认为：按照现在的趋势，农户自养的比例将继续下降。大型猪场的严格消毒，才能真正降低这种日渐增大的风险。小崔毕业于成人中专，在乡镇兽医中已经算是高学历的。

　　张红计家每次给猪打针，要三个人一起上——老婆子在后头按住，女婿从旁边使劲，闺女拿针管子往猪耳朵后头扎。“难推得很，难推得很。”半管子药推进去，猪上下踢腾，死也不服帖，老婆子顶上去再推，硬是把剩下的半管子药推完。

　　如今喂猪，没有哪家不备着针管子。“人家打1毫升、2毫升，我一次给打5毫升。咱想着保险一点，劲大一点。”

　　20年的老兽医恒利，有一次被养猪户急吼吼叫到猪圈，一看，猪娃儿都死硬了——怕药不够劲，养猪人给打了两头的剂量。

　　慢慢地，超量用药成了习惯，甚至给一头猪打进四头份、五头份的药量。国家按生猪数量免费给发一头份的防疫药，更多的药就自己掏钱买。猪价越是高，人们就越是舍得用药。

　　兽医小崔说，现在猪害了病，不少养猪户会自己先用药。他们就像做实验一样——这个也打，那个也打，希望运气好碰到某种管用的药。

　　2006-2007年的一场祸害过后，张红计家留下的药盒子摞起来有一人高。他说不清哪个药起了作用，哪个药没用。他只是反复地诉说着这一年的结果：损失两头大猪，一年白辛苦。他的女人记得这一年的心思：“胃复康，肌苷呀啥的，胡往里加呢，劳神得太大！”

　　各式各样的兽药越来越多，不但有给猪用的消化药，还有给猪吃的葡萄糖。有时候还要给猪打吊针。崔福平家的猪圈墙角，还堆着去年打吊针的十几个大玻璃瓶。“为了安安生生把它喂到出栏，我就得不停地买药、不停地担惊受怕，那你咋办？已经投了这么多钱了。”

　　原本每个村都有一名的兽医，随着1990年代末期的体制改革，逐渐消失了。原来公办的兽医站要自负盈亏，实际已与私人经营没有什么分别。2004年起，政府财政开始支付每年两次的防疫费用，在这之前，防疫费用由养猪人自己承担。

　　南方一省的政协委员曾在提案中对兽医问题表示担心：“2001年前后县乡体制改革中将基层兽医站予以撤销或撤并，成立乡镇农技综合服务中心，每个乡一般只保留1名兽医人员，这处改革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2003年以来，部分县进行第二轮改革，即1个县招聘几十名兽医人员从事防疫和检疫，平均1个乡镇2-3人，近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改革依然是不完善的。近年来动物重大疫病呈上升趋势且很难得到有效的遏制。”

　　洩湖镇全镇不到10个兽医，没法给分散在28个村的2800头猪一一出诊。于是兽药店成了养猪人们的聚会场所。

　　4月17日，老兽医余斌安到中午12点都还没顾上洗脸。在他的兽药店里，养猪户拿着放大镜，端着药盒子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了抬起头，还是闹不明白。

　　人们最多记住“明发痢好”的名字，再也不可能明白它的成分——博落回生物碱；同样，最多记住“混感全能”的名字，而不知道它的成分——盐酸多西环素。

　　现在有6名防疫员的镇兽医站，连一台冰箱都没有，按道理说，很多疫苗是要冷藏保管的。而到了农户手中，随手扔在屋角、一放一个礼拜的，更是屡见不鲜。

　　对养猪人来说，这些复杂神秘的药物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功效——不管怎么用，不管放在哪里。

　　从土猪到洋猪 “穷不离猪，富不离猪。”

　　4月18日晚上10点来钟，胞衣出来了，一窝猪娃儿算是下完了。有一只新猪娃儿不对劲，一接下来，兀坤顺的哑巴婆娘就“嗯嗯呀呀”地叫他，他一摸，有点凉，还不停地喘，“好像上不来气”，赶紧拿电热毯焐起来。弄好以后，才抓了两个凉馍，就着咸菜吃了几口。

　　这当口儿，他的哑巴婆娘在黑漆漆的晚风里，守着正下猪娃儿的母猪。每下一个，女人就喊起来，用手指向他比划着数字：五，六，七……

　　母猪下猪娃儿，是个繁难活儿。快要下了，就得时不时注意瞅着；开始下了，要赶紧把刚下的猪娃儿拿开，大猪不小心可能给压死；要用大竹筐垫上茅草，让猪娃儿热乎着；要一个一个把奶头对到小猪嘴里，吃了头一口娘奶，小猪两下就硬邦了，“摸着就不一样了”。

　　天快亮时，那只小猪娃儿最终没能保住，这窝活了8只。

　　这8只，属于“三元杂交”猪，就是说：它们是用“二元杂交”的猪和品种猪再交配，生产出来的。至于它们的母亲是几分“长白”、几分“约克”，一轮一轮地杂交下来，兀坤顺早都说不清了。

　　早年间人们形容什么东西少，会说：“稀罕得像白猪似的”。如今，猪圈里满眼都是白猪——白色的洋猪，黑色的土猪反而几近消失。

　　从“大集体”时候算起，兀坤顺喂了二十几年的猪。

　　在他记忆的起点，“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每家喂着一两头猪，人吃红苕，猪吃红苕蔓儿。后来粮食够吃了，再后来养猪成了致富的副业，人们知道猪吃粮食比吃红苕蔓儿长得快，于是改喂苞谷了。再后来，混合饲料出来了，用这东西喂猪，长得更快。而且，洋猪种也来了——本地的土猪要一年出栏，与洋猪种杂交后的品种，七八个月就可以出栏，而且“土猪杀不出多少瘦肉，洋猪屁股圆圆的，肉多”。再到现如今，在混合饲料、药剂、品种的作用下，四五个月就可以出栏上市。

　　兽医老余参观过的一个养猪厂正在研究五元杂交猪，据说只要三个月零10天就可以出栏。老养猪人老张几乎不能相信：“三个月，200斤，那是啥样的猪？”

　　年纪不大的养猪人也知道：土猪皮实，洋猪金贵。“土猪就会闹个猪瘟，洋猪的病可就多了。”

　　但是，土猪长得慢，洋猪出栏快。出栏快，就意味着卖钱快。

　　最早到来的洋品种，名字还比较形象——叫“长白”，后来就索性是洋名字了——“约克”。今年，据说有了新的“杜洛克”，屁股槽子跟“约克”长得不一样。当然，品种差别不是这么简单，尽管人们已经能用陕西话，熟练说出“品系”这样的词了。

　　紧挨着国道的故京村，十年前，这里是远近闻名的生猪交易集散地。“除了东北，哪里的猪都贩来了。”

　　一下子打开的市场，使得不明来路的品种混杂，几乎没有节制。

　　尽管已事隔两年，马积安仍在为他死去的三十几只小猪惋惜不已。兽医老余说，他买的那批猪，来时就带着猪瘟。

　　这又是一批从外地贩来的猪，甚至有传言说，这是从南方边境贩进来的外国猪。老防疫员恒利说，咱说不清，但人家有检疫证、检验证、出境证，手续齐全。

　　老马吃了个哑巴亏，他也听到传言，知道猪贩子“脑瓜活络，检疫过关的时候，要是查出来该罚2万的事儿，给人家手里塞上几千，啥也就都办下来了”。

　　养了二十几年猪的老张，是如今极其稀罕的养猪人。他说：“咱养猪的人，穷不离猪，富不离猪。”

　　他家那头11年的土母猪，至今还在下仔，谁听了谁瞪圆了眼说厉害。如今一般的杂交母猪，也就是繁殖四五年，就该淘汰了。

　　“它就像是我家里一个人一样，穷也舍不得卖，再咋说它那粪还能肥田。”“猪灵得很呢，老母猪压死自己的一个猪娃儿，你把尸首在那块放一会儿，它就知道了，再往后再都不咋踏那一块地方，都小心呢。它自己的娃下的猪娃儿，跑到它圈里它就不咬，还给喂奶，旁的猪下的猪娃儿来了，往死里咬。”“我走到圈门口，‘口罗口罗口罗’吆喝两声，它们就知道我来了，就安心了。冷不丁一个生人进去，猪惊呢。”

　　老张知道：小猪拉稀，就给母猪圈里撒点草木灰，这是农家最简单易行的消毒办法。大猪奶水太稠，就给兑一点小苏打。

　　像他这样的养猪人，已经极难寻觅。而这老人，如今也不再敢给猪的毛病下结论。

　　过去的土猪圈里，大猪吃饱了就爱在地上刨，如今都是水泥砌了——为的是收拾起来省事。猪没得刨了，也沾不上土，就得给吃药补钙。

　　曾经房前屋后知根知底的猪，如今变得难以捉摸——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不知道会不会很快死掉，不知道来年能卖多少价钱，不知道……

　　一切变得像天气一样神秘难测。他们能够把握的，只有眼前活生生的猪。

　　一切变得像天气一样神秘难测，人们不能够把握的，是猪栏里到底有多少活生生的猪。2007年7月23日，农业部在原有10个督导组的基础上，组织20个生猪生产督导组，分赴20个生猪重点省份的60个主产县市。2007年9月，农业部的一位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没有疫情发生，农业部对价格走势的判断应该不错，但是出现了疫情以后，供给发生了变化。“你不知道补没补栏，补了多少，补了后有没有死，这都是未知数。”

　　“理赔”不如“处理” “不是咱心黑，它有人要啊！”

　　2007年的病害，兽医小崔估计全镇病死四五十头。而做收猪生意的冯国民估计，全镇因病杀掉的猪，在1000头左右。

　　这两个数字差别的关键，在于人们的“处理”。“处理”，就是低价卖掉。2007年夏秋病害肆虐时，收猪的三轮蹦蹦车子，“来一趟就拉得满满当当。”崔福平说，“一看猪不行了，说不准两下就断气，赶紧找人呀。只要赶在断气前宰掉，肉还能杀出来。”

　　老成家女人去年卖了两头病猪，猪贩子的车没开多远，其中一头就死了。成家女人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砸在手里。

　　2007年，这里也推行了农业保险，要是家里有猪病死，给赔1000元。每个人都在心里算过这样一笔账：照现在的价钱，“处理”病猪也能卖到1500元。跟好猪的三四千元是没法比，但总比1000元多。

　　于是，2007年全镇只有一起理赔。

　　保险公司来给赔了钱、给猪做了无害化处理，埋好。哪知半夜里这家人又把死猪挖出来，想卖掉，多亏被人发现了，才没卖成，有人猜是周围的同村人不愿让他们获得卖死猪的利，眼红举报，要不然大半夜的，怎么可能拦得住他去卖。

　　“(生猪保险)要这个手续、那个手续，等手续齐了，猪都死硬了！难道还等到那时候给它拍照片？还不都是赶紧处理？”2006年曾经卖过死小猪的一个喂猪人说：“不是咱心黑，它有人要啊！”

　　2007年12月，西安市近郊一个私宰点受到查处，当场查获的13头死猪，皮肤出血，明显有病。

　　知情人说：这个私宰点已经办了4年。猪肉一部分卖到农贸市场，大部分进了附近的饭馆、饺子馆、包子店等，很多病肉是绞碎后卖的。到了肉贩子那里，有人会专门将其与好肉混在一起。

　　养猪户马积安说：“我喂猪这么多年，要是混到一起，我也看不出来。”

　　在病害的重灾区崔家坪，人们不约而同说自己不认识收猪的人。同时，他们又援引猪贩子那里听到的传言，来说明病害的严重：“听说杀出来，肠子都是黑的……”

　　喂猪人自己很少吃肉——都是用来卖的。2004年，尽管这里并未爆发口蹄疫疫情，但传言使人们减少了猪肉消费，市面上甚至跌到1块钱6斤肉。兀坤顺说：“人家都不吃肉了，我偏那时候买着吃。为啥？便宜啊。我跟我老婆子说了，咱就这时候吃，多多地吃，吃到腻歪，等价钱上去了，就不馋了。”

　　今天，猪价上去了，兀坤顺端着他的清汤面条，把辣子夹到馍馍里，就着前一顿剩下来的胡萝卜丝吃。

　　这一顿，他吃得很美——一夜之间，多了那8头小猪娃儿，45天后，就是4000元钱了。

　　这个春天，高昂的猪价还在导演着一幕幕农家悲喜剧。

　　张红计两口子搬回了早年的土坯房，方便照应四头猪。一周前大猪下仔，子宫脱垂，张红计两口子坐立不安，把猪挪到了自己屋子边上的房间，几乎寸步不离。他们是在随时观察和准备：万一不行就赶紧“处理”。

　　至于最早遭贼的李李养治，丢失的14头小猪的母亲——那头大猪，已经在一个月后，再次赶圈怀上了新的猪仔。

　　这一轮猪市波动带来的政策“阳光雨露”，更集中地洒向了规模养殖猪场。在珠海，政府拿出了500万元，每个规模猪场获得30万元；在山东，637家养猪场分享1.45亿补贴，最高的可以得到80万。在崔家坪和兀家岩村所在的陕西省，政府对年出栏3000头以上的规模肉猪场，补贴10万元。政策的用意，是鼓励大型养殖。

　　养猪老人兀坤顺恍惚地明白这一点：“国家是不太想给我们这些小户？”

　　但是他再一次念叨着那句老话：“咱喂猪的人，不会干别的。穷不离猪，富不离猪。”

　　这一夜，这个年届六十的老汉，是在沙发上半睡半坐地窝过去的。他的床上，睡着那头生下来就体温偏低的小猪，它身下垫着崭新的电热毯，还盖着老两口浅蓝色的被子。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