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畜牧业套用“美国模式”，导致水土不服南橘北枳

　　美国农牧业资源特点是地多人少，就因地制宜地发展土地密集型主导的规模化畜牧业。美国金融资本雄厚，但劳动力短缺，价格高，就扬长避短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机械化畜牧业。美国城市化程度高，市民多农民少（农民仅占人口的2％），美国没有农村问题，也不存在农民问题，仅是单一的农业问题，又拥有全球市场资源。根据这样的国家优势，美国形成了以大型规模化、高度专业化、组织形式企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

　　美国畜牧业发展模式，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影响巨大。在我国现代肉鸡产业模式中，形成饲养加工销售一条龙、大而全垂直一体化、“公司＋农户”合同化养殖发展模式，都是泰国正大将“美国模式”引入后推广的。

　　我国的现代养猪业也是美国模式，品种组合是大白×长白×杜洛克三元杂交；饲养方式是规模化、工厂化、集约化；饲料工业配方是“玉米＋豆粕＋添加剂”。我国畜牧业在国际化、市场化的新形势下，已暴露出许多美国模式的后遗症。如大而全的垂直一体化已不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公司＋农户”导致饲养业与加工业分离，加工企业凭借强势地位，压低原料收购价格，致使农户利益受到损害；“玉米＋豆粕＋添加剂”的饲料工业模式，造成我国猪禽饲养业对玉米大豆高度依赖；工厂化高密度饲养方式，导致疫病防控难度加大等。

　　美国畜牧业在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我们需要学先进、赶先进。改革开放以来，学习借鉴美国经验，也推进了我国畜牧业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复制美国模式。我国农牧业资源的特点是人多地少，农民数量多，土地资源短缺，无法搞土地密集型农牧业。我国农村金融短缺，也无法搞资本密集型农牧业。根据比较优势，只能扬长避短地发展劳动密集型农牧业。不能照搬美国模式的大型规模化，只能从国情现实出发，选择中国特色的小型规模化。我国地域多样、气候多样、地貌多样、生态多样、民俗文化多样。各省、各地市之间农业资源禀赋各不相同，甚至县与县之间也差异显著。缺乏同质化集中连片的土地资源，不适合搞美国模式的专业化。应该根据多样化的资源特征，走中国特色的多功能、多业态、兼业化的路子。

　　我国畜牧业不能照搬美国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体制。在完全市场化自由竞争的状态下，产业链成员都是互相独立的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能稳定协调地形成一体化运作，频繁出现市场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畜产品价格关系着城乡工农两大群体的利益分配，短缺时价高影响城市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过剩时价跌则伤害农民的利益。大起大落既损害产业的持续发展，也伤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因此，政府要参与监管，不可大撒手。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力量的无形之手要结合起来，双手并用、两手都硬；盈利性的商业组织与非盈利性公益组织要共同努力，实行两条腿走路，走中国特色的创新型畜牧业发展之路。

　　1、我国畜牧业追求大型规模化的误区

　　美国模式以大型规模化为主要特征，美国的奶牛业、肉牛业是大型规模化的，美国的肉鸡业、蛋鸡业也是大型规模化的，美国的肉猪业还是大型规模化的。美国畜牧业发展模式以规模化为核心，构成了规模化、企业化、专业化、机械化、工厂化、集约化、标准化等特征，几乎成了畜牧业现代化的“标志”，也主导着我国畜牧业发展的思维。

　　受美国模式的影响，我国畜牧业片面突出规模化，达到了不顾国情的极端程度。认为规模小就是传统的、落后的，规模大才是现代的、先进的。在畜牧业领域，认为一家一户分散饲养，规模化养殖程度低，是传统落后需要淘汰的，极力发展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小区。

　　（1）在养殖业环节追求规模化的弊端

　　我国饲养奶牛追求纯种和追求高单产的目标导向，导致农户种养分离。奶牛养殖户在饲草饲料价格持续上涨、奶牛饲养成本上升、牛奶收购价格长期低迷的情况下，陷入无利亏损的困境。大型规模化养奶牛，自家没有足够的草场进行放牧，也没有大量的土地用来种植饲草饲料。所以，饲草需要购买，饲料需要购买，牛犊需要购买，劳动力也要花钱雇佣。提高了交易成本，导致整个饲养成本提高。

　　我国的奶牛业片面地追求规模化，这种违背国情、贪大求洋的规模化，将中国奶牛业引入误区。造成奶牛业种养分离，不仅饲养成本高，还造成环境污染，提高环保治污成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奶牛业，不仅是规模化的，还是种养结合的。规模化是外表是形式，种养结合是实质是真经。遗憾的是，我们生搬硬套地学了人家的外表和形式，没有学到真经。由于美国土地资源丰富，农民的数量少，可以廉价地大量提供土地给奶牛户，用来大面积地种植青贮玉米和苜蓿草，为大规模养殖奶牛提供质优、价廉、量大的饲草料资源。美国尽管资金实力雄厚，也并不花费大量资金建设排污设施，从事运行费用高的设施化治污。而是采取种养结合方式，利用农田消化养殖业的污物，变废为宝资源化地解决养殖业污染。

　　我国农户手中拥有的土地面积少，土地集中流转又受到制约。农户大规模养奶牛，无法实现种养结合。养牛户实行种养结合，只能采取小型规模化饲养方式，自家土地（包括草地、林地、荒地）能提供多少饲草和饲料，就养多少牛。土地规模小，就相应降低饲养规模。实行种养结合，饲草饲料自家种植，劳动力来源于自家，牛粪由自家农田消化，牛犊来源于自家母牛，滚雪球式发展壮大。放弃美国模式的大型规模化，实行中国特色的小型规模化，养牛户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

　　（2）在种植业环节追求规模化的弊端

　　我国人多地少，已经按人头分田到户，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在种养环节实行规模化经营，需要对土地进行流转集中，如采取股份制企业化形式，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土地入了股，成为股份制企业的集体化法人财产，农民不能再支配。在市场化环境中，企业有生有死，一旦企业破产解散，土地等资产要用于处理债权债务，不能再还原给农民，等于让农民失地。农民入股后成为股东，股东要通过股东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作为自然人，农民没有权力支配资产，也不能直接行使管理权，只能坐等分红，或给股份制企业打工，导致农户自主权丧失。

　　（3）在整个产业链追求大而全规模化的弊端

　　“大而全”的垂直一体化，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其将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产供销各环节，都包括在一个大而全的企业之中。目的是掌控产业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优化每一个步骤，减少每一项费用，收获所有环节的每一笔利润。垂直一体化产生于短缺经济时代，是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企业体制模式，以市场需求广阔为背景前提。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生产力倍增式发展，市场由短缺变为过剩，对传统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先产后销的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冲击。短缺经济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垂直一体化、大而全的巨型企业，在市场多变的信息化时代，在消费者个性化主导的环境中，成了反应迟钝、体制僵化、行动呆板的大恐龙。

　　2、中国特色的规模化是小型规模化，微观经营主体是农户

　　有什么样的国情，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多地少，土地已经按人头分田到户，这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土地流转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受到政策制约限制。土地流转集中也有法律障碍，还有农民寸土不让的心理障碍。适合中国国情的规模化，是小型规模化。或户养300－500只鸡，或户养20－30头猪，或户养10－20头牛，或户养30－50只羊。与大型规模化的千头牛、万口猪、几十万只鸡相比，是不足挂齿的“小不点”。但与庭院零星养殖的一二口猪十几只鸡相比，饲养规模已经是几十倍了，也今非昔比。小型规模化农户从事的是社会化商品生产，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采用的也是良种良料良法等现代技术，不是传统的土法上马，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规模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业。

　　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模式，同农户手中的资源相匹配。在我国现行的政策制度下，农户手中拥有土地资源（耕地、林地、草地等），可以用来种植饲草和饲料。它们手中还拥有棚圈等饲养设施，部分农户还拥有基础母羊母牛等生产资料，可以采取自繁自养的方式进行养殖活动，有些农户家庭中还有剩余劳动力，可以投入到畜牧业生产当中，这些资源要素农户都能够自主支配。由于是小型规模化，它手中拥有多少资源，就力所能及地搞多大规模。不贪大求洋，不大兴土木，不大量举债。由于是种养结合，种植与养殖互相配套，农户根据自己所掌握资源的数量与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安排组合。农户有了支配权，有了选择权，有了组合权。可以看菜吃饭、量身裁衣，充分发挥微观经营主体的作用。

　　畜牧业的经营规模与经营形式紧密相关。美国模式的大型规模化，需要采取企业化经营方式，中国特色的小型规模化，适合农户家庭经营。农户家庭经营与企业化经营相比较，具有内部组织成本低、沟通协调成本低、内部环节少、运行费用省等优势。农户家庭经营机制灵活，适应市场波动变化的能力强。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管理层次简单，责权利集中统一。不需要庞大的管理机构，也不需要众多的管理人员。适合农民的管理素质和驾驭能力。

　　农户家庭经营门槛低，关卡少。与小额信贷等农村金融政策相配套。农户内部与农户之间，靠亲缘关系进行沟通协调，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信用成本低。在家庭成员之间传承技艺，技术培训成本也最低。我国农村“家文化”历史沉淀深厚，但现代企业制度文化基础却十分薄弱。如果采取企业化组织形式，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董事会、监事会等，在农村中往往会形同虚设，最后会跑调走样，被家族化、家长制、亲戚网所取代或发生变形。

　　我国畜牧业实行完全市场化体制导致交易成本过高

　　我国对畜牧业采取完全市场化机制来运营，畜牧产业链各环节、各个成员都是市场化组织，进行市场化经营。但市场不是万能的，这种缺乏整体性分散型的市场化体制，造成产业链各环节彼此分离，种植业与养殖业是分离的，分别由不同的场户来从事；养殖业与加工业也是分离的，分别由加工企业与养殖场户来从事；加工业与销售业还是分离的，销售环节掌控在超市、餐饮、农贸市场等销售商手中。由于不是一体化运作，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通协调障碍，产生着极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寻找交易对象耗费的人财物和时间，包括公关摆平交易壁垒、交易摩擦所发生的沟通协调费用。交易成本不包括交易价格，是价格外的金钱与时间代价，或者是某些不便、关卡、障碍等。由于农民位于产业链的最底层，地位低、分量轻，不掌握关键资源，没有话语权，经常被逼无奈地接受霸王条款，长期支付过高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