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希望：四川酝酿农业超级时代

　　地处北纬29度的四川乐山，四季分明，雨量丰沛，年平均气温在16.5至18.0度之间。在大渡河蜿蜒而过，大凉山与四川盆地接壤处的沙湾区清坪村，有个一面靠山、三面临水的幽静之处，其间伫立着6栋错落的楼房。居民是一群猪。小楼的一侧安装有升降机，仔猪坐电梯入住猪舍，成猪坐电梯出栏。2004年，在当地做生意的黄力将原本是水电站的职工宿舍楼改造成猪舍。看起来很奢侈，但这是值得的。2008年待宰活猪的价格曾经飙升至每公斤15.35元，若以此计算，年出栏6000头生猪的黄年收入近千万元。黄一举还清了170万元的贷款，还买了几辆汽车，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

　　长期以来，猪肉占中国人肉食的比例超过八成，作为最基础、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猪肉曾与小麦一道成为2007年年底通货膨胀的急先锋。随着猪肉产业链上的利润越来越向生猪饲养集中，中国畜牧业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为分散的生猪饲养产业化时机也因此到来。中国有雨润、双汇、金锣这些年屠宰、加工均在千万头生猪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但囿于地域限制，在生猪饲养上却没有全国性企业。基于此，生猪饲养的规模化堪称是中国畜牧业能否真正产业化的试金石。

　　黄力所在的乐山市是养猪业的天然温床。 即使在享有“四川猪、安天下”的四川，乐山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比重也比四川省平均值高10个百分点，2007年乐山出栏生猪达403万头，足可以满足北京市1年的猪肉需求。2008年，中央财政给予每头母猪50元的直接补贴，并统筹地方财政负担生猪保险保费的80%，这极大激发了农民的养猪热情。猪肉价格长达1年多居于历史高位，巨大的财富聚合让原本徘徊在主流商业视线之外的养猪业瞬间成为资本的吸水泵。

　　离小楼不远的地方，是2008年11月刚刚改造完成的新式楼房猪舍，大约2400头海波尔种猪将于2009年入住。比黄的猪更为奢侈，这些猪在怀孕、产子期间，都要乘电梯到特设的房间(如妊娠舍、分娩舍、保育舍)“休养”。 整个项目预计总投资3500万元。新猪舍的主人之一是赫赫有名的四川新希望集团。

　　新希望的行动并不孤单。2008年7月，国内最大的食品生产商中粮集团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和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SFD)4.95%的股份。中粮表示， SFD在生猪养殖到肉制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经验，将帮助中粮进入生猪领域，并达成生猪产业链发展的远景目标；生猪屠宰将达到2000万头的中国猪肉加工企业三巨头之一的江苏雨润表示，将在2010年开始涉足生猪养殖；为了规避上游猪肉价格高涨带来的利润损失，中国生猪加工业的龙头企业双汇也已经投资建设一个年出栏20万头的养猪场。

　　乐山市政府也正在图谋更大的畜牧业布局，他们认为，乐山市的生猪养殖规模完全可以再提高一倍—乐山市将有更多的养猪专业村，更多的农民不再靠几亩田生活。若政府决心推动，这并非难事—自1978年开始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同时并行的一条政策暗线是鼓励土地集约化经营，全国各地乡镇一级政府曾推动建立各种各样的苹果、中药、养殖专业村。

　　但始终有一个问题令热衷集约化的政府官员头疼—农产品频繁陷入价格高涨—农民进入—丰收——价格回落的怪圈中来。政府既无力阻止农民在价格高涨时蜂拥而入，也无法敏锐判断市场行情的变化。这致使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中所描绘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丰年成灾的故事不断上演。

　　“猪肉的价格波动通常以18个月为一个周期，谁也不能对抗这个规律。”黄力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周期：在入行最初的两年里，猪肉价格行情一路走低，黄力几乎亏掉家底，并一度想退出这个看起来糟糕透顶的行业。现在他似乎又看到了周期来临的信号—猪肉价格高企和国家的直接补贴会加速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也同时预示着猪肉价格谷底的来临。若此，整体养殖规模虽大，但散落于各处的个体养殖者往往损失惨重。

　　长时间以来，政府部门试图为农民寻找“保险可靠”的长期买家来规避这一问题。乐山市政府曾引进了一家农业龙头企业，但猪肉行情好时，养殖户就把生猪卖给市场上出价高的人，行情不好的时候，才肯卖给这家企业。企业无利可图，最终退出了乐山。

　　显然，并不是一个长期订单就可以让养殖户和企业实现双赢。在帮助农民规避市场波动的同时，企业也在时刻面临对方违约的风险，若要控制上游养殖，功夫需要在订单之外。

　　2007年底的一天，四川省乐山市畜牧食品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洪研接到一个赴山东考察养猪的邀请，发邀请者正是新希望集团。2005年并入新希望版图的六和集团早在5年前就开始在山东推行一种新的合作养殖模式—“六方合作养猪模式”，将政府、企业、农民组成的养猪合作社，与银行、屠宰加工企业、保险公司组成一个共生的生态系统。这一模式实现技术统一，屠宰统一，市场销售统一等方式运作，并且采取保护价收购。

　　回到乐山后，刘洪研和市里相关领导迅速开会形成决议：引新希望集团进乐山。双方经过协商最终达成构建一个复杂的养猪共生体系的协议。此时猪肉价格伴随粮食价格迅速走低已经从高峰期开始松动，而大量的投资者仍在争相进入，可以想见猪肉正在走向一个低谷—农民能否摆脱周期顽疾的噩梦，新希望的商业价值能否得到实现，皆需经过重重考验。

　　无处不在的“合伙人” 200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从长安街到人民大会堂短短5分钟的路程，刘永好走了1个多小时，记者把他围住反复追问：猪肉价格为什么这么高？此时的刘永好已经从“饲料大王”，变成人所共知的“养猪大王”。

　　2005年4月新希望收购山东六合集团50%股权，后者的几十个饲养、屠宰以及兽药公司一举填充了新希望饲料和食品加工之间的断层。新希望后又将主营屠宰生猪和肉制品生产经营的北京千禧鹤公司收归旗下。至此，四川新希望集团已覆盖生猪的养殖、饲料、兽药、屠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刘永好试图把新希望从简单的饲料供应商发展成为养殖产业链的运营商，由新希望在各个环节上充当养殖者的“合伙人”。

　　2008年中，新希望乐山农牧公司总经理胡永总在乐山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黄力楼房猪舍的附近建立起海波尔种猪场，这里周围500米范围内无农家户和养殖户，是一个天然的隔离防疫环境，同时也是新希望发动整个产业链的起点。新希望于2006年启动了一个计划—4年内在四川和山东投资建设两个核心猪场以及20个纯种扩繁场，支持合作伙伴建立180个父母代猪场，600个母猪饲养区，1200个标准化、安全化生产优质肉猪的养殖园区。目前新希望已经建立了四川江油和山东海洋两个商品猪养殖基地。同时，新希望还投资上亿元对四川的中国名猪荣昌猪进行了保种。

　　按照设想， 加入新希望生猪产业链的养殖户，将统一使用新希望从国外引进的良种猪苗。新希望将商品代子猪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合作养殖户，并与养殖户合作建设种猪的扩繁场。这将大大降低养殖户在种猪上的投入—通常占整个养猪成本的最大头。

　　看起来很诱人，但关键是农民能参与进来，其中障碍重重。以黄力猪舍附近的养猪专业村为例，该村每年需要300 多万元流动资金，其中80% 以上是通过民间借贷形式获得，信贷部门每年仅提供20万至30万元的小额信贷，无异于杯水车薪。

　　乐山的养猪大户王世忠对此颇有体会。早年王世忠在当地做一些小生意，到2005年时，王只有10几头猪—仅靠自身滚动发展他很难从周围养殖户中脱颖而出。在资金周转困难时，王世忠也曾去找银行贷款。但他随即了解到，只有拥有一定资产做抵押，银行才肯放贷，“现在上面政策紧，银行业不会贷给你一块钱。”别人劝他死了这条心。

　　现在，他的难题则可迎刃而解。新希望集团和乐山市政府共同成立了乐山新兴农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新希望出资1200万，乐山市政府出资800万。此前，新希望已经以独资或者合资等方式建立了9个养殖业担保公司，专为产业链中的养殖户提供贷款担保。 当王世忠需要购买新希望的种猪和饲料时，可以通过合作社的名义向担保公司提出贷款担保—单笔贷款可达几百万元。新希望农牧公司收到钱后，为合作社直接配送饲料—由于取消了经销商的中间环节，农民获得饲料的价格要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担保公司只对有法人资质的公司或者合作社提供担保，不直接面对散户。这一做法的背景是，自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合作社法》正式实施后，农民自发组织的农业合作社已经可以拿到企业法人执照—这意味着他们能够以法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开发票，甚至成为贷款主体。

　　早在2006年王世忠就将一些和他身处同样困境的养殖户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彼此不仅一起可以交流养猪心得，还可以以集体的名义去找买家。不过当时政策障碍依然存在，合作社没有法人资格，实际上一直扮演着“行业协会”的角色。 起初只有20几户参与王的合作社，为了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和影响力，他主动拉别人“入伙”，却常被人怀疑是骗子。

　　这并不是王想要的，他希望能以“组织”的名义给大家贷到钱，对外签订销售合同。2008年6月，王的合作社从当地工商局拿到了法人营业执照，他们终于不用灰头土脸地出去和人谈判了。

　　胡永总还给王世忠额外提供了一份保障。新希望与人保财险乐山市分公司签订了协议，为新希望产业链上的养殖户提供保险。育肥猪每头保额为800元，能繁母猪每年保额为2000元。此前财政部出台政策，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担保费的80%，养殖户只需支付20%保费即可。现在，新希望又为这20%保费埋单。

　　合作社成员还可以得到新希望专家免费技术服务。在引种前，指导圈舍修建、改建；引种后，帮助隔离、观察，适应性繁育，定期指导免疫程序。

　　王世忠算了一笔账，新希望的产业链将为农户每养一头猪节约50至100元，占每头猪利润的约1/3。但他最关心的是，新希望以什么方式来进行收购。

　　这恰恰是整个生态链最重要的一环，新希望通过两种方式解决生猪价格的波动。其一是保值回收，利润分成：当生猪市场价格低于农户全部养殖成本时，新希望集团将为农户的亏损埋单60%。而生猪市场价格高于农户养殖成本时，新希望集团将保证比市场价格再高1块钱收购。作为农户各个环节上的合伙人，新希望参与农户卖猪部分收益的分配；第二种方式为保本回收，新希望集团和农户提前签署协议，约定好生猪回购价格。 这一合作养猪模式不仅将新希望和乐山农民联结在一起，地方政府亦在其中找到了合作的动力。“在我们拿到的利润里，政府可以获得25%的税收。”胡永总说。确实如此，为了便于沟通，刘洪研特意将乐山市畜牧局办公楼的二层腾出来大部分，作为新希望乐山公司的办公地点。

　　二者共同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2013年以前，新希望自主投资10亿元，并联合带动投入2-3个亿；2013年，在新希望的产业链体系内，达到新增150万头优质肉猪生产能力；为乐山市培育25万头良种母猪，帮助乐山建成加工一百万头以上的屠宰加工企业；帮助乐山搭建生猪期货平台，实现先有订单后养猪。

　　现在，王世忠的猪出栏量已达到1000多头，有母猪120头。合作社下的每一个养殖户，都有比较规范的养猪场。 这两年，老王开始收到越来越多的入会申请，但他对入会的审查越来越严。“新希望来了后，贷款和销路都有保证了，但我得保证每户最少有20头以上规模，没有规模不经济。”

　　离王世忠的合作社不远有一个现代化的猪舍，是王世忠努力的标杆。想进入高墙环绕的猪舍需接受两分钟的紫外线灯杀毒洗礼。这个年出栏几千头商品猪的偌大猪舍，只有雇来的两位老人照看。在猪舍的门口，悬挂着这个猪场的分管高级畜牧师和兽医的照片和名字—当地政府给每家猪场分配专业技术人员。猪舍墙壁上有个向外伸出的半圆型铁管，上面有一个可活动的“金属舌头”，猪只要含住它向下用力，水就会自动流出来。而在猪舍的墙上，有一条沼气输送管，猪粪制成的沼气，可供看猪舍的人做饭、取暖。像这样的猪场，在乐山市市区共有88个。

　　新希望的种猪场将推广更为先进的模式。“我们引进了美国的设备，然后把它国产化，自动跟料跟水，一栋猪舍，可以最多养到1800头猪，一个人最多可以管七栋。”胡永总说。 另一端

　　覆盖整个产业链的好处对新希望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不管猪肉价格走高还是走低，新希望总有一个环节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大大降低了把利润“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而农民利益也因生态链的均衡而得以规避周期损失。

　　2006年前，刘永好曾一度醉心于多元化经营，涉足金融、地产、钢铁、铝业等领域。2006年，刘永好宣布开始回归主业—农牧业。在多次出国考察的过程中有两家美国农业公司让刘永好深有触动。一家是史密斯菲尔德公司，通过走养殖、屠宰、生产一条龙的产业化道路，已实现年产值100多亿美元。另一家是泰森公司，通过打造禽业产业链，也达到了上百亿美元的规模。这两家公司的共同之处—打造连接上下游的产业链。

　　对于新希望集团而言，进行产业一体化，亦是“不得不做”，其老本行饲料业已成明日黄花。2006年，全国饲料总产量达到1.1亿吨，年增长率为3.05%，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纪录。 但产业链的构建也远非坦途。猪肉的同一个价格，在产业链的一头一尾却是悲喜两重天。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再勇的感受最为直接，他负责生产“美好’牌高温火腿肠和低温肉制品。正是新希望产业链的最前端。 周2007年8月上任时，全国猪肉价格正在高位，和上游生猪和饲料部门同事的兴高采烈截然相反，高涨的肉价吞噬着周再勇“美好”火腿肠的利润。

　　不过，这场变革让周再勇成了新希望生猪事业部的发动机。打造产业链说到底是要帮助农民的猪找到市场，而“美好”火腿肠无疑对市场行情更为了解。“在超市，我不仅会看肉类品价格和销售状况，也会看乳制品，看其它日常消费品的消费状况。”周再勇通过自己多年做快速消费品的经验，能够及时发现消费者的购买力变化，并将信息提供给集团，作为整体的决策参考。

　　原本联系很少的饲料厂厂长们三天两头给他打电话“联络感情”，他们觉得周再勇离终端市场近，可以更快地发现问题。

　　现在，周再勇的猪肉原料有三分之二来自新希望的生猪系统，这使得“讨价还价”的内战经常上演。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如果整条产业链打造成功，将大大降低希望美好食品的安全风险。但继续降低对外采购比例的前提是，周所在的下游部门的利益与整个生猪链统一，否则“屁股决定脑袋”，周只能扮演兄弟企业的“价格杀手”。

来源:环球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