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也搞一国两制——供澳猪得健康而且帅(2)

　　直至今日，供港澳活猪、活鸡、活牛等大宗农产品依然采取配额制，无论市场起伏，都首先保证港澳食品的稳定供应。2007年内销肉猪价格高于港澳，导致港澳猪肉供应紧张，国家商务部、质检总局紧急协调，各地商务部门和检验检疫部门出面调配，确保了港澳市场稳定。

　　1998年，形如救火般的活猪暂行管理规定出台，监管主体明确、单一的监管体制开始明朗化。

　　这也是一个慢慢完善的体系。现在实行的在活猪身体上打针印的做法当时并没有，在澳门政府部门要求能对食品溯源的规定下，后来才增加了这一环节，一旦猪肉出问题，可根据针印追溯至出栏的猪场。

　　检测项目也在不断增加。2000年只有7种，2003年增加到了27种，2004年达到44种。“这是我们和澳门双方协商的结果。”张标说。

　　在活禽、活猪之后，检验检疫部门开始主动出击，对活牛、蔬菜、冰鲜肉制品也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办法，纳入到与活猪类似的单独监管体系。

　　在建立活牛的管理办法时，出现了小插曲。专家们以为这与活猪类似，后来发现活猪自繁自养的方式不适合养牛，农户一般从市场购买小牛，因此管理方法不得不更加复杂。“现在供港澳的鲜活农产品全部都有了管理办法。”黄新民说。这如同建立了一个食品安全监管特区，尽管检验检疫局官员不愿意作评，但与被戏称为“9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的监管体系相比较，确实令后者相形见绌。

　　去年底，国家质检总局官员前往港澳调研，香港称内地出口食品合格率为99.97％，澳门达到了100％。而在张标的印象中，在这11年间，只有一家只有一家出口活鸡公司因为收购非注册养殖场活鸡供应香港而被注销了供港澳资格。

　　能否复制？

　　黄新民总结这套监管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三点：“监管主体非常明确，是我们一管到底。另外，这是政治任务，国家投入非常大。还有，供港澳活猪价格比较高，企业有利润，也愿意加大成本投入。”

　　这套体系是建立在高投入、高利润的基础之上。张标估计，按照活猪每季度42项监测，其中仅瘦肉精一项要每年两百多份样品估算，需要投入几百万元资金。这些是由国家拨款、免费提供给养殖场。这仅是活猪一项，而且针对的是年出栏量达到1万头的规模化养猪场。“在全国养猪有很多散户，必须要进行规模化养殖，这样行政成本才能降下来。”张标说。

　　高企的行政成本还显现在监管环节上。在疫情高发期时，监管人员需要“监装”，每天凌晨三四点赶到养猪场，监督肉猪出栏，装入货车。张标感到目前存在的困难就是“人员和经费不足”。“我们每年都要求增加编制、增加经费，现在我们是真正体现了‘5＋2’、‘白＋黑’，加班已经习以为常。”黄新民半开玩笑说。

　　林杰钊算了一笔账：“猪场的成本主要在饲料、兽药、工人工资、水电和日常开销上。该用的东西都要用好的。比如买饲料，好饲料养出来的猪正品率会比较高。”他选择的配料比普通的要高约200元／吨。“疫苗一定要打。别的一些散户可能抱着侥幸心理，有时候可以不打。许多药不能用，要治病就必须用比较贵的药。算下来每头肉猪要30块钱。”他细细算着，“消毒费用也比较高，每周两次，都不能少。”

　　运费也比较高，一辆车只能运35头猪。“内地有时候一辆车有3层笼子，装120头都有。”

　　以这样的养殖成本内销肉猪，盈亏只能靠市场价格。据林杰钊介绍，内地猪肉价格波动比较大，时亏时盈。而供港澳猪价相对稳定，并且有配额保障，利润也相对可观和稳定。

　　目前，从公开数据查询到，珠海市场的猪肉零售价格约为15元／斤，澳门约22元／斤。两者存在比较大的利润空间。

　　“出口的猪比内销大致每头多80块钱。”冷和平说，“我们主要靠出口赚钱。”为确保出口肉猪不出纰漏，那洲猪场还专门招聘华南农业大学等对口专业的大学生负责检测工作。

　　冷和平本身也是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博士，他认为供港澳活猪养殖方式可以推广，但随之而来的是猪肉零售价也会上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黄新民是广东省政协委员，每年“两会”，他的提案都与食品安全有关。他记得也曾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要由一个部门全程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但是，这是做不到的。供港澳食品数量有限，国家高度重视，投入很大，监管手段严密，但内地还没达到集约化养殖的程度，所以按照我们这个方式来做，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不行，成本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