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赫位置发表了新华社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高原养猪今亦肥》，文中介绍了这个汽车团达孜农场培育出的“高原1号”良种猪，饲养1年体重达253.7公斤。读了报道，中国科学院几位畜牧专家感叹不已，称它是西藏养猪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连续几个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贺信、贺电、慰问信雪花般飞到团党委。
然而，成功喜悦的背后曾是汽车团官兵鲜为人知的艰辛与坎坷！
早在1988年，团农场养猪的结果是：亏本，经济负增长。当时，饲养了17个月的73头藏猪，最大的重量还不足55公斤，而这些猪所耗粮食使每斤猪肉造价高达37元。
失败的剧痛煎熬着官兵。时任场长蒋洪林与饲养员李华春、董培儒肩挎水壶，怀揣干粮，踏上了漫漫的走访之路。
在始建于60年代末期西藏最大的彭波农场，他们在一个常年进行野外放养藏猪的农牧民家中，听到了藏猪只耐寒、食粮多而生长缓慢的说法；听到了20多年前，自治区有关部门先后从内地引进许多种猪，因为缺氧未能生存下来的悲剧。
“把生长快的外地猪与耐寒的藏猪杂交，取各自的优点，不就能解决西藏养猪生长慢的难题了吗？”一个下午，蒋洪林突发奇想。于是，他带着疑惑和团党委的重托，与4名战士启程去四川内江畜牧中心拜师学技。
半年后，学业修成的蒋洪林决定从内江引进美国杜洛克、丹麦长白猪以及四川内江猪到农场试养。起运前，畜牧中心的高级畜牧师胡洪森告诫他：“从青藏线长途运外地猪进西藏还没有先例，弄不好会一无所获。”
车皮计划刚到，不服输劲的蒋洪林立即将100余头种猪赶上火车起运出发。快到西安，麻烦真的来了，引进的唯一一头杜洛克种猪因风寒感冒，高烧不止、滴水不进。望着奄奄一息的杜洛克，心急如焚的蒋洪林干脆来个“死马当作活马医”――给猪上点滴。没想到，这招真灵，杜洛克从宝鸡输液到达哈尔盖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一路上，猪不进食，蒋洪林就和战友们将葡萄糖化水灌哺。翻越唐克拉和五道梁时，他们不顾高山缺氧带来的严重反应，轮换守候，精心喂养。经过几天的颠簸，所有种猪终于安全抵达农场。
随后，官兵们为寻找当地的纯藏猪，作为母本进行配种试验，他们翻山越岭走藏南闯藏北，最后才在吉隆、排区拉回了8头母猪。通过精心准备，“高原1号”采用群体继代选育法，开始了品系繁殖。
谁知，四个月后一片噩耗：第一窝6头仔猪在产下第七天后突然全部死亡。望着夭折的猪崽，蒋洪林泪眼模糊半天说不出话来。迷茫之时，他立刻搭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去当地畜牧局求助，在畜牧人员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猪崽夭折的原因：“缺氧”。
两天后，蒋洪林和官兵们为逝去的6头仔猪作了最后的道别。简朴而凝重的祭奠仪式上，大家决心攻克难关，用明天的成功来告慰眼下的猪崽。入土为安吧！官兵们一铲一铲为6头猪崽树起了墓碑。
何等义举，珍视生命！
迄今人类历史上，为猪流泪的人，只有高原汽车兵；为猪祭奠的人，仍是高原汽车兵。擦干眼泪！他们开始寻找新的途径……终于，内江畜牧中心高级畜牧师胡洪森在“学生们”的求助下来到农场。一次次实践，一次次论证，这位老师和“学生们”终于总结出“冬春配种、夏秋产仔” 适宜高原养殖的科学方法，成功避免了“猪越冬困难”这个难题。就这样，经过近2年多的艰苦努力，达孜农场培育出的“高原一号”二元杂交猪平均重量近300斤，生长周期比普通藏猪缩短两倍多。
就在捷报传遍四方的时候，蒋洪林和他的战友们却清楚地认识到二元杂交猪的局限性，那就是生长速度和肉质都达不到内地同类品种。
技术的攀登永无止境！这年秋天，蒋洪林和战友们又推出一套新的肉猪培育方案：藏猪血型占30%，其余70%的血型分别由丹麦长白、美国杜洛克、四川内江猪及美国大约克猪去完成。当时，官兵们把这一方案称作是“ABCD”型计划。
漫漫长路化艰难。又经过4年多时间的优化、组合和摸索，“ABCD”计划终于有了结果。经过专家们鉴定：定型后的“高原1号”三元杂交猪，揭开了西藏养猪史新的一页。“高原1号”的成功培育，解决了西藏以及我国青藏、黄土高原养猪难的问题。很快，“高原1号”在西藏军区各部队得到普及，同时，也在西藏、青海等省（区）的17个地区得到推广，前来农场买猪种的藏族群众络绎不绝，就连过去从不养猪的牧民也纷纷上门求购。
为促进高原生猪发展，官兵们知道，明天将任重道远！于是，他们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支持下，在川藏公路156道班处的达孜县城修建了一座“科技扶贫兴畜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