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宰制是非多 生猪屠宰管理改革陷阶段性折腾怪圈

  　代宰制的实行试图打破批发商的垄断，却又制造出中间商(配送商)加市场准入的垄断。生猪屠宰、流通渠道有如赶走“南霸天”，又来了“黄世仁”。

  　代宰制如今成众矢之的，似乎非改不可。一个新的管理机制出台，它如何不被利用成为官僚腐败、权力寻租，垄断利益赖以寄生的母体，这个问题恐怕比研究改换一种操作机制本身更为本质，更具有基础性。

 　  养大一头猪不容易，宰卖一头猪也难顺当。广州正在酝酿改革生猪屠宰管理体制。

  　想当初代宰制背负“减少批发商对市的垄断，降低肉价”的使命而生，无奈却走到了其初衷的背面。在广州推行了七年的生猪代宰制没有给它的制定者带来预想中的效果，本想打破某种利益垄断，结果垄断却有越来越严重之势。

　  令人非常郁闷而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生猪从屠宰场到市场的垄断，加上存在类似黑恶势力的插手，生猪屠宰、流通渠道有如赶走“南霸天”，又来了“黄世仁”，代宰制试图打破批发商的垄断，却又制造出中间商(配送商)加市场准入的垄断。

 　 那么，取消代宰制，改革后的情况又如何呢？

 　 据悉，作为明年立法项目的《广州市生猪和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将重点强化对生猪养殖-屠宰-配送“三位一体”的猪肉流通模式，从而取消生猪批发市场，让生猪养殖基地和肉联厂直接挂钩，然后进行全市范围内的配送。

  　可以想见，这不可能是一次一劳永逸式的成功变革，只是打破固有利益的资源重组。

  　归根到底，生猪流通管理的目标有两个，保障食品安全与公平竞争。且不说“厂场结合”是不是现实，覆盖面能有多广。厂场结合与代宰制相比，前者，可能在产品可追溯性方面更有可操作性，但它的市场覆盖面未必更大；而在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方面，厂场结合会不会更容易地形成垄断，如果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受惠的厂场凭着后天优势，广大中小养殖者、流通商被排挤于市场之外，让其彻底失去了竞争机会。

　  据报道，重庆市近日开庭审判“猪霸”王天伦，其涉嫌以暴力手段控制生猪收购、猪肉销售市场。耐人寻味的是，王天伦创办的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是目前西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化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它居然曾经就是受重庆市官方大力扶持的明星企业，是当地“放心肉”先行者。

 　 这不能不视为一个反面教材。在由官方主导推行厂场结合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类似王天伦现象的重现，值得深入、慎重地进行考量。当一个新的管理机制出台，它如何不被利用成为官僚腐败、权力寻租，垄断利益赖以寄生的母体，这个问题恐怕比研究改换一种操作机制本身更为本质，更具有基础性。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变，总比不变好，特别是他们已经对现实强烈不满、难以容忍之时。但改革，如果仅仅是打破既往已经形成的利益平衡，而生成另一条新的利益链，并逐渐强化加固的过程，那么这样一种改革的意义则值得怀疑。

　  兜兜转转，改来改去，如果不能向生猪流通管理的两大目标——食品安全与公平竞争更为接近的话，此消彼长的暂时性改革难免落入阶段性折腾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