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酵床”养猪热下的冷思考

梁皓仪 广东信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近年来，养猪业面对的挑战日渐增多，除了健康问题，排污与环保的压力可能是令养猪人最感头痛的首要难题。多年来，尽管业界已从养猪工艺、沼气发酵降解等诸多方面作了多种尝试，亦不同程度地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在排污问题上仍未见有实质性的重大突破；在环保声浪日渐高涨的背景下，以厚垫料为主要特征、以“零排放”为主要卖点的“发酵床”养猪工艺似乎给业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强大的商业运作宣传攻势及各级政府部门的推动下，“发酵床” 热浪吹遍大江南北。过去的几年里，尽管不少养猪老板已尝到“螃蟹”的另一种味道，但更多的后来人还是投入极大的热情与资金希望把良好的愿望转化为美好的现实。

     经过若干年的无数现场考察与理性思考，笔者认为，一项饲养工艺的重大变革不但需要严谨的科学论证，更需要对实际效果进行实事求是的经得起时空考验的客观评估。在“发酵床”热浪吹遍全国各地的一片叫好声中，很有必要对某些实质性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冷静思考。

     一、猪场排污内容、形式与途径

     众所周知，养猪场排出的粪尿可粗分为有机物与无机物两大类，以化学元素细分则以碳、氮、磷三大元素对大气层和水环境的污染为甚，其它为数众多的无机矿物元素并未引起人们太多重视，因饲料中添加高铜、高锌、高砷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沉重话题至今仍是极少数业内有识之士的徒劳呼号。

     在传统的养猪工艺中，动物的排泄物部分用作农作物施肥；部分排入半封闭性水体，经天然微生物或某些水生植物降解转化；部分则经沉淀、分离、过滤大多数固形物后作沼气发酵降解处理，通过燃烧沼气的途径减少有机物及温室气体向大自然的排放；也有相当部分中、小型猪场直接把动物排泄物排放到周围环境，尤其是开放型水体中，对周围环境造成直接的可视污染。

     在“发酵床”养猪工艺中，动物排泄物虽然没有排放到周围环境造成直接的可视污染，但厚垫料中的厌氧或半厌氧发酵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效应气体全部排放到大气中（垫料发热便是最直观的排气指征），对大气造成的污染绝不可以认为是“零排放”，且甲烷气体对温室效应的影响当量是二氧化碳的21倍，氧化亚氮对温室效应的影响当量更是高达二氧化碳的310倍；此外，绝大多数无法降解的有机物及百分之百的无机物（如磷元素）仍然会遵循“物质不灭定律”沉积在粪床中，始终会有被排出去的一天，只不过是排放的内容物被高度浓缩了若干倍，排放的形式从每天连续排放改为集中一次排放，且排放的地点可以有所选择而已。更有甚者，如上所述，现时某些猪饲料中超量添加的铜、锌、砷等有害元素在粪床里超浓缩富集后，一次性地排放到某一特定环境中，可能造成的祸害很难以常规思维方式来判断。尽管这并非是“发酵床”的原罪，但“发酵床”却是承传乃至集中祸害的载体。

     由此可见，以严格的科学定义和客观的环保角度分析，“发酵床”的应用并非“零排放” 的措施，只不过是猪场排污的形式与途径发生了转移、时间与空间重作安排而已，总的排放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据有关专家粗略估计，动物排泄物中的干物质至少90%以上仍然贮存在垫料中，环境载荷并没有因“发酵床”的应用而降低多少。因此，尽管“发酵床”养猪工艺在减少水体可视污染方面有显著效果，但与“零排放”概念仍有本质区别。

     二、饲养密度与排泄物承载能力

     由于猪群的排泄物全部汇集在铺设厚垫料的“发酵床”上，有效单位面积的饲养密度与排泄物的承载能力成正相关。以每头猪在“发酵床”上增重100公斤为例，饲料转换率为2.6，饲料的干物质消化率为50%，那么每头猪一个生长周期的干物质排泄量约130公斤，单位面积每年养三批猪计，一头猪位的干物质排泄量约400公斤，除了约10%的有机物质被垫料中的各种微生物利用并转化为多种成分的气体及热量散发到空气中外，每头猪位每年约产生350公斤干物质的排泄物，如果按推广企业所宣称的每批垫料可连续用五年，则每头猪位共约产生1750公斤干物质的排泄物，若以含水量30%计，一头猪位需要多少面积或体积才能使这2500公斤货真价实的污物与合适比例的垫料混合后仍能让生活于此的猪群保持健康并达到期望值的生产性能？这可能是“发酵床”设计者们未必思考过的初级问题。

     三、猪群健康与饲养效益

     尽管“发酵床”工艺推广者反复强调垫料中的有益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可以有效杀灭病原微生物，使猪群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然而该工艺推广多年，除了大量感观描述性材料外，似乎从未见有与猪舍内相关微生物消长情况有关的符合科学依据的文献在正规学术刊物发表，也鲜见不同饲养工艺所养猪群的一系列长期的生产性能表现的对比试验报告。恰恰相反，在这几年时间里，笔者所见“发酵床”猪舍内的猪群绝大多数无法与基本健康划等号，大多数猪群的呼吸道病症状表现严重，泪斑浓厚、眼结膜炎（俗称红眼病）、皮炎（疑似圆环病毒感染症状）等疑似病毒感染症状相当普遍；猪群整齐度差、饲料采食量偏低、生长速度缓慢、达到上市体重的饲养日龄延长，饲料转换率低等情况相当突出。在笔者所作现场考察过的此类猪群，粗略统计，在相同的饲养条件下，即使没有大的健康问题，养到相同上市体重（如115公斤），“发酵床”饲养的猪群因冷热季节不同，要多养10-20天不等，也就是说养在“发酵床”的商品猪每头收益至少会减少60-120元左右，通常情况下炎热季节的损失会更大。

     因此，准确地判断猪群健康状况及测定猪群的生产性能是猪场业主在选择何种饲养工艺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毕竟养猪的首要目的是把猪养好，而判断猪养得好与坏的尺度必须是严谨的符合科学原理的数据，而不能仅仅是感觉。

     诚然，我国现时的大多数猪群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多种病毒复合感染的情况相当严重，饲养在传统的开放式冲水猪舍或其它类型猪舍中的猪群其健康压力已相当严峻，把这些靠“加药保健”方式来维持表观健康的亚健康猪群，连同其不可避免存在严重病原污染的排泄物一起封闭在“发酵床”上，猪群的健康如何保证可能是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事实上，微生物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当垫料温度升高至足以杀灭病原微生物（尽管此假设未必成立）之前，人工撒播的“有益微生物”早已不可能存活了。换言之，要么“发酵床”的病原微生物不可能被“有益微生物”消灭；要么“发酵床”上的微生物消长情况与人工撒播的“有益微生物”毫无关系。大自然丰富的各种微生物谱系比人类已知的要多得无法想像，最直观的证据便是城乡各种大小垃圾堆尽管没有添加任何有益微生物，但依然会在大自然法则支配下发热降解。同时，“发酵床”工作时候，由于垫料发酵发热，在这样高温高湿和养分充足的现实条件下，为各种体内外寄生虫的繁殖继代提供了合适的温床，更为真菌生物（霉菌）迅速滋生提供了很好的生长环境。霉菌毒素现已成为畜牧生产的一大杀手，一边养殖户大量在饲料中添加霉菌毒素吸附剂和防霉剂同时，一边又通过“发酵床”的误区制造更高浓度的霉菌毒素，这无论对猪群的健康还是对饲养效益都是一种严重的挑战。

     四、地区气候、季节与不同生长阶段猪群管理要求

     多年前“发酵床”自福建省推广始，已在全国大多数省份争先恐后地作为一种环保措施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与政策支持，多以轰轰烈烈开场，遮遮掩掩结束。笔者三年前曾到闽南某大型猪场（3000头存栏母猪）作实地考察，面对空置很长时间的“发酵床”猪舍，猪场老板自嘲“自己是一个很好学的人，只是学费交得太多了” ；两年前笔者在中原某省面对满腔热情推广“发酵床”的朋友说了几句婉转的提醒语，一年后，该朋友深有体会地说：“发酵床”只能用在保育阶段的小猪。至于华北地区的山东和东北的辽宁，类似所谓“成功与失败都有”的结果比比皆是。综合分析各地成败案例，笔者认为，在短时间内“感觉成功”的案例无论在什么省份多发生在非炎热季节，或处保育阶段的小猪，其“成功”的主因似只与厚垫料的辅助保温有关。当舍内气温大于30℃时，基本上见不到较大体重的生长猪在垫料上的活动，躺在猪舍边的水泥地面上纳凉似乎是猪群最惬意的享受，而此时的厚垫料则成为热应激源之一。因此养猪业主应该采用“发酵床”的厚垫料来保温，还是用其它更有效、可控程度更高、成本更低的方法来达到给猪群合理保温的目的是个值得理性思考的问题。换言之，幼龄猪群或寒冷季节各种猪群的保温需要，与“零排放”的“发酵床”养猪工艺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发酵床”只因其在非炎热季节发挥辅助保温功效，而在炎热季节则成为热应激源的话，是否还有值得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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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们很多猪场之所以不能长期有效地控制猪群的健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根据猪群不同生长、生产阶段的生理要求做好猪舍温度控制与通风换气的工作。据笔者观察，在传统的冲水猪舍都养不好猪的情况下，要想在“发酵床”上把猪养好可能是件更加困难的事情。

     五、长期使用与短期效果

     “发酵床”推广资料强调，在正确使用且猪群健康的情况下，每床垫料可连续使用3-5年而毋需更换。然而，如前所述，鉴于现时猪群健康状况普遍值得忧虑，对呼吸道、消化道敏感的病原是否可与猪群相处若干年？动物排泄物中的药物原型及代谢物、有害金属元素（尤其是铜、锌、砷）对垫料中的微生物有何影响？动物排泄物累积到什么程度可能会对动物产生不良影响？我们的现场参观人员看到的是大面积的“发酵床”猪舍还小群饲养标本？是刚养不久的新猪舍还是已经连续载畜多年的“发酵床”？是正常生产状态的常态猪群还是临时精心拼凑专供参观的“示范群”？诸多疑虑似乎依然值得深思。

     六、有益微生物与肉质改善

     众所周知，猪肉品质与众多因素有关，发酵床与普通工艺饲养的猪肉品质有无本质差异是一个严肃的畜牧科研课题，直接关系到与食品安全法规的衔接。其测定应有国家级肉质测定机构设置严格的大样本对比试验按国际肉科技最新的更新版本（如ICMST55th-The Proceedings of 5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e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测定后方能定论。然而不少推广“发酵床”的专家（其中不乏养猪界资深专家）均不约而同地提到，“由于猪群采食了垫料中的有益微生物，增加了蛋白质和氨基酸，使肉质显著改善”。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养猪业从业人员为数甚多，接受过正规系统专业教育者比例甚少，为了达到某种宣传效果，非专业的市场推广人员有时杜撰些动听的故事尚可一笑了之。然而，以想当然的假设代替科学严谨判断的言论出自专业人士甚至是资深专家之口，这不得不启发我们需要跳出专业知识范畴以外，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七、动物行为特征、“堕性文化”与“懒汉思维”水乳相融

     相信养猪业人士无一讳避，养猪是件脏累活，更是一件必须用心才能做好的工作。然而，不少猪场之所以没能把猪养好，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业人员受“堕性文化”支配，没有根据基本的科学原理用心去设身处地为猪群考虑，从客观布局到微观管理都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某些“发酵床”工艺推广者以“懒汉养猪法”的噱头去迎合“堕性文化”的认同，可能是个值得反思的危险信号。事实上，笔者所见为数不多养在“发酵床”上仍属基本健康的试验猪群，其所投入的劳工数量约比传统冲水猪舍多一倍左右，可见“发酵床”养猪与“懒汉养猪”并不能相提并论。何况，作为高等动物，猪群的粪尿排泄是个相当严格的动力定型行为，严格的定点排泄是群体共同遵守的规则。以“懒汉养猪”的思维方式去推动养猪工艺的改革之前，先学习点动物行为学常识可能是个必要程序。

     八、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国内外政策与标准

     解读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节能减排”并非绝对的“不用不排”，而是倡导“可持续发展下的少用少排，主张少用传统的石油化石类能源，多采用可再生能源”。从联合国气候变化部门公布的数据来看，全球有超过13.5%的温室气体来自农牧业生产，而且主要成分为优秀的新能源物质—甲烷（沼气）。《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先项目》就把沼气这一项目作为重点。国家《2000-2015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要点》就提出沼气利用在我国符合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酵床”的使用虽然表面上短期内减轻了部分可视污染物质，但这种舍本求末的方法既不如通过采取营养配方优化、饲料加工工艺改良及有效的生物酶系的应用等手段来改善饲料转化率降低排泄物污染成本划算，也不如采取先清干粪后冲水的方法简单，而且“发酵床”将甲烷等新能源物质在未加利用的前提下直接向大气中排放，这是与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的误解和对中国新能源发展规划政策是相悖的。通过沼气设备收集沼气，利用沼气发电供热，既能同时降低大气、地下水的污染程度，又能充分新能源再生利用，更关键的是在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国际政策下获得具有法律保障的减排量的不菲收入。

     九、结语

     养猪的排污与环保是个严峻的命题,设身处地为猪考虑、为周围环境考虑、为人类健康考虑是每位从业人员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然而，关乎到养猪工艺重大变革的“发酵床”养猪法与其说是环保措施，倒不如说是养猪工艺的系统工程更为准确。以猪为主体的工程变革如果没有首先从养好猪的角度出发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没有真正从事养猪多学科研究的复合型专家队伍去进行多系统的全方位的长期研究与生产实践检验，要达到操作者预期的目的与效果可能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养猪业内，养好猪的定义与标准至今依然存在各自释义的阶段，对“发酵床”养猪成功与失败的评估就更多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此外，对养猪工艺改革充满激情的业内同仁，如能借鉴环保压力居欧洲之首、养猪技术亦全球领先的荷兰，在九十年代初对“发酵床”养猪工艺的探索成败，可望会少走弯路，减少更大代价的付出。至于垫料来源与使用成本等非技术性问题相信实际操作者会有更具体的判断。笔者对该项目若干不成熟乃至粗浅的疑虑与思考奉与同仁磋商，以祈业界同仁共同努力，在养猪工艺上作更多有益的探讨，在减少污染的同时，又达到“多卖猪、早卖猪、卖好猪”的养猪目标。

 

来源：《广东养猪业》2009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