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医站长 摩托拉客——基层兽医生存状况

饶平兽医体制改革沦为空谈，县政府称需从长计议；全省尚有10余个县未完成改革 

  黄苏平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不要说了吧，堂堂兽医站站长开摩托拉客，丢人……”

  旁边的一群人大声鼓励他：“说！说！没什么丢人的，我们谁没打过工？把兽医的真实情况告诉记者！”

  2月11日，在饶平县汤溪镇兽医站的临时站址，饶平县六七位基层兽医围着南方农村报记者，七嘴八舌为自身命运诉苦。

  记者在饶平采访3天，发现当地的兽医体制改革基本落空。尽管兽医们曾采取上访、罢工等多种常见的抗议形式，但他们的命运仍无法得到改变。

兽医站入不敷出 众站长打工谋生

  2008年，黄苏平不再骑摩托拉客，也不再担任汤溪镇兽医站站长。

  在此之前的5年里，他这个兽医站站长每天骑着摩托车晃在汤溪镇街头，拉客谋生。黄苏平脸皮薄，起初被熟人碰见，觉得“没有面子”，但慢慢地也就麻木了。

  “要面子，就得饿肚子。”黄苏平所在的汤溪镇兽医站职工们全明白这个道理。站里3名在编职工，工龄都在20年以上，个个都曾在外打工。汤溪站是饶平县5个没有站址的兽医站之一，2008年以前，兽医站的牌子一直挂在站长黄苏平的家里。

  黄苏平等人的工资基本靠县财政差额补助，额度少得可怜，以至每一次变化都令大家记忆犹新：1993年起，为每人800元/年；2003年起，调整为1000元/年；2005年起，调整为3000元/年；2008年，上调为4000元/年。

  2008年7月，黄苏平卸任，兽医高景良结束了10多年在大型猪场打工的日子，接过“站长大印”。高景良私人以月租170元的价格在汤溪镇镇政府的大厦旁租了一间民房，开了间兽药店，同时把兽医站的牌匾挂在门上。众人都很高兴：“兽医站总算有了门面，领导不会找不到。”

  汤溪站的情况与饶平县所有基层兽医站大同小异。1992年，体制改革将基层兽医站定性为全民所有制股级事业单位，并确定员工编制。财政仅提供很少一部分资金，兽医站必须要自筹自支，但由于检疫费和防疫费基本收不到手，兽医站全都入不敷出。兽医们不得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养活自己：打工、务农、做生意……大量兽医干脆离开这个行业。全县22个站，1992年以来基本没有再进新人。

  樟溪站站长张谋勇多年来一直担任某饲料厂的代理商，日子过得算是不错。他介绍，饶平县八成以上的兽医站站长都曾经或正在打工，其中最常见的是到大型猪场担任技术员，“兽医们毕竟有技术优势”。

  黄冈站站长刘秋祥、联饶站站长黄潮汉、三饶站站长黄河干都曾在大猪场里干过多年，他们认可张谋勇所说的“八成都打工”的分析，“在猪场干两三个月，收入就超过当站长一年的工资啦。”

  59岁的新圩站站长庄名荣笑称：“有时想起来很悲哀，兽医的待遇甚至不如能繁母猪，它们还有保险，我们大多数人根本没能力购买社保。”

  饶平县农业局分管畜牧的副局长许明信则如此形容目前的兽医体制：“又想要马尔跑，又不喂马儿草”。

镇政府巧扣经费 兽医站联合上访

  据了解，2004年以前，防疫工作并不怎么紧张。但2004年中国首次确认暴发禽流感以来，畜牧业疫病频频，政府压力极大，兽医站的工作骤然繁忙，而经费不足的弊病也暴露无遗。

  黄冈站站长刘秋祥多年来一直在大型猪场帮人管理母猪。他透露，担心镇领导不满，打工基本是偷偷摸摸，领导一有指令就快速返回。

  为何会害怕镇政府领导？刘秋祥介绍，这涉及到基层兽医站的奇特性质。根据1992年的改革方案，兽医站受双重领导：在业务上，属农业局指导；在人、财、物的归属方面，则归镇政府领导。这种管理在根本上造成兽医站的尴尬，“镇政府掌握了兽医站的财权，但觉得它是个负担，不想管；农业局在业务上必须要指挥兽医站，却解决不了兽医们的工资问题。”

  据悉，饶平县基层兽医站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块：县财政差额拨款和各镇生猪管理办公室拨付的防疫检疫经费，“前者由县里按人头给，后者要看镇领导的脾气”。

  各镇为何会给予兽医站防疫经费？因为它们统一收取了各镇的生猪检疫费，再“酌情“发给兽医站一部分。各镇给的钱大不一样，如汤溪镇为6000元，樟溪镇为40000元，新圩镇为20000元，钱东镇为50000元。这笔钱虽杯水车薪，且根本没有保障，但决定了兽医站的工资能发两三成还是五成，兽医们普遍都挺在意。

  不过，最令兽医们郁闷的是，镇政府有时不但不会给足经费，偶尔还会巧立名目，克扣上级拨付的防疫专项资金。记者在钱东镇兽医站的账簿上看到，2008年该站的3.2万元省级基层动物防疫补助经费，被以奇怪的“上调费”为名交了1万元。而新圩镇兽医站长庄名荣透露，该站2008年的1.2万元省级基层动物防疫补助经费同样也被“上调”了6000元。

  鉴于兽医站生存艰难，考虑到养老问题，2006年秋，饶平县20多个基层兽医站兽医们联名上书，多次派出代表到县、市、省有关部门上访。他们的目标是让兽医站归入县农业局编制，由县财政解决工资。

  跑了一圈，上访材料转回饶平县政府。饶平县政府的回答是，“等待即将开展的兽医体制改革”。

改革再次落空 防疫面临压力

  其实，兽医体制改革自2005年来一直就在进行。只不过，当改革触及现实，往往变成尴尬。

  2007年1月，副省长李容根在全省的兽医体制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当年底“必须完成改革”。

  2008年7月10日，省农业厅、省畜牧兽医局召开全省畜牧兽医工作会议，目标已变成了“力争今年年底完成全省兽医体制改革工作。”
  可想而知，改革的推进遭遇了一定困难。

  黄苏平、刘秋祥等人是在2008年3月看到饶平县兽医体制改革方案(饶府办【2008年】16号文)的。该方案要求由县财政解决兽医站的工资问题。

  但仅此而已，直到2009年2月，改革一直停留在方案阶段，再无声响。

  兽医们认真阅读了那份方案，根本没有发现具体的改革期限。他们由此“偏激地”认为，这份改革方案基本是一份应付上级检查的书面文件，“骗人而已”。而同属潮州市的潮安县、湘桥区、枫溪区的基层兽医站均已逐步完成改革，风声传来，饶平的兽医们个个坐立不安。

  2月11日，记者采访了饶平县农业局副局长许明信，他的态度非常悲观：“改革如果能在我退休之前完成，我就很满意了。”许副局长自称今年55岁，“从我30多岁起，总是有人告诉我，马上就改，马上就改……结果如何？”

  许副局长很担心，如果兽医人心不稳，防疫工作很可能出现松懈，导致严重后果。饶平县每年存栏100多万头生猪，2000多万只家禽，防疫难度极大。“难道每一次改革，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能出现吗？”据悉，2005年，潮州市潮安县成为全省兽医体制改革的试点县，正是因为该县2004年暴发了禽流感。当年的省委书记张德江勒令潮安县必须改革。

  对手下这群“兵”的期盼，许副局长称自己有心无力。他认为，饶平的改革之所以很难，是因为县财政太穷，“如果省财政不给钱，饶平的兽医体制改革恐怕遥遥无期。”他还认为，由农业厅主导这场由县级政府出钱的改革，力度不够，“除非是财政厅与农业厅联手”。

  而饶平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郑锦鹏则对记者表示，饶平很重视兽医体制改革，但该县财政收入仅2亿元，改革无法一蹴而就。此外，全县尚有1000多名类似的“七站八所”员工，不能单独只解决兽医站的100多号人，否则麻烦很大。他称，饶平“将来会一起统筹解决这1000多人的财政预算问题。至于具体期限，不好说。”记者向他提及兽医们上访一事。他认为：“现在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常见。”

  省畜牧兽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兽医体制改革中省财政没有资金下拨，但改革一定要完成，“别人都能改，为何你那里不行？”据悉，目前全省改革已完成九成，尚有10余个县未按要求改革。省畜牧兽医局近日将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此问题。

  明年5月，钱东镇兽医站站长陈得郡即将退休。他对自己能否沐浴改革的阳光很是悲观，他干脆与站里的职工把2002年以来的工资重新算了一遍，算出来兽医站欠他3.6万元工资，欠8名在编职工一共16万元工资。

  他们的做法相当奇怪。严格说来，按照国家标准，所有的兽医站都欠职工工资，从来没有人算过细帐，钱东镇为何这么认真？陈得郡对记者吐露真言：“我们也许等不到改革成功的那天。将来万一天上掉下什么馅饼，或者是兽医站的旧房要卖，可以名正言顺来讨钱。”
 

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