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禁猪令背后：GDP和治污取舍之术

　　2008是最后一年，从2009年1月1日起，东莞最后的一批猪场就要被彻底扫地出门。偌大东莞为何竟容不下一头猪？东莞市政府称，禁猪的首要原因是东莞环境容量日趋窘迫，不堪承受养猪业的污染之重。然而不难理解，“禁猪令”的深层次原因还有GDP的追求。东莞不是畜牧业的东莞，它早已是制造业的东莞。这里绵延不绝的工业厂房，一点点地蚕食农田、鱼塘、猪场，源源不断地把“Made in China”的产品以令人惊叹的廉价运往整个世界，在创造着每年几千亿元的GDP的同时，也扔下不计其数未经处理的污染物。面对国家和广东省下达的“十一五”环保硬指标，东莞将治污的手术刀指向了日薄西山的养猪业。在这篇报道里，本报记者试图理解在GDP和治污之间，一个城市的取舍之术。

　　编辑 王海燕 美编 高爽 见习记者 华璐 东莞报道

　　东莞禁猪令

　　2007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32次东莞市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东莞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仍进行生猪养殖活动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直至猪场彻底消失。

　　这是近年来第三次，也是最坚决的一次“禁猪令”。在此之前，东莞曾进行过两次养猪场大转移行动。

　　2002年，吹响“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号角的东莞，个体猪场大规模外迁，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从未有过。2005年，开始第二次大转移——多数国营或股份制的养猪场也和2002年的个体猪农一样外迁。猪场外迁的目的地主要是惠州、博罗、韶关、河源等地。到2006年，东莞养猪场外迁占到90%左右。

　　“只剩90天！”2008年的元旦，东莞猪农常大安掰着指头算着最后的日子。90天之后的3月30日，是政府为猪场清拆定下的“死”期限。这个没有名字的猪场，他陪伴着它快有10年了。

　　常大安的猪场坐落在一块被唤作“长洲”的椭圆形腹地上。此处阡陌交通，家猪、鸡鸭、波尔多羊和平共处，黄狗是忠实的看护。田里种着菜心、空心菜，偶有几株甘蔗，走近一点甚至能闻到水芹的湿气。猪农们说，这里曾经是东莞最大的家猪养殖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长洲”所代表的地域范围以惊人的速度一圈圈缩小。而每失去一圈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猪农放弃了猪场和鱼塘，即便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不情愿的。

　　一辆接一辆泥头车从田间小道勉强通过，开往长洲外延的建筑工地。扬起的尘土遮挡了前方两米的视线，几乎让人窒息。东江、道窖河将平原包围，里面滞留的是黑臭的淤泥。河岸边，两架鲜黄色的巨型挖土机在龇牙咧嘴地工作。燃烧塑胶产生的黑烟直冲天际，烟雾中，是四周变了形的厂房、别墅和影影绰绰的南阁大桥。

　　在经历2007年底的强制清拆后，道滘镇南丫村长洲仅余的12家猪场在城市的包围下苟延残喘，等待着被东莞扫地出门的命运。

　　禁猪令

　　“举例来说，买只80斤的猪婆(母猪)，加上运费花了我1350元。买回来之后要养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再花接近一个月时间配种，怀孕是114天。生下猪崽要养到220斤至270斤之间才能拿去买，这又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

　　常大安52岁，是南丫村的老养猪户，黑实，说话中气十足。凭着近10年的养猪经验，一头猪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他闭着眼睛也能流利地背出来。

　　但现在，夕阳将这位身高1.8米的男子黑红的方脸染成蜜糖色，却掩不住他苦涩的表情。他手里紧紧地攒着一张通告，标题是“清拆通知”。

　　“3月30日要全部清掉，怎么清？要来就来，弄个机器挖个洞把500头猪活埋算了。”他赌气似地说。

　　2007年12月4日，东莞市清理畜禽养殖业污染工作会议上发出了“禁猪令”——东莞将分四步停止养猪业发展：从现在起到12月15日，对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核查，实行统一管理；今年年底前对所有非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彻底清理；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

　　这并不是东莞第一道“禁猪令”。2005年，随着东莞“五年见新城”的城市化进程向纵深推进，东莞整治包括养殖业在内的“四清理”开始了。历时一年的“四清理”，共清理养猪场14673个、生猪199.2万头。

　　东莞市环保局局长袁绍东对媒体表示，本次禁猪是2005年“四清理”的延续。区别在于，2005年暂缓保留了部分养猪场，而此次是彻底的“清理干净”。

　　常大安对2005年的“四清理”记忆犹新。“当时镇上大约有三十多家(养猪户)，但只清掉了两家，因为他们靠近高速公路，影响形象。”当时在摩托车上看着推土机将别人的猪场夷为平地，常大安此时只觉得新奇，没想到同样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紧急会议

　　常大安几乎是对着电话吼：“吴仔，还不过来？就差你了。”2007年12月10日，在常大安猪场的池塘前，坐着三户猪农：陈可伟、表兄弟林良和林诚。他们都以绰号来区别彼此的猪场，比如高佬安猪场(常大安)。

　　虽然他们的猪场都在长洲，但这样的聚会极为难得。“养猪的很忌讳互相串门，因为有可能把自己猪场的病毒带到别人那里。”常大安说。

　　这次的聚会为禁猪令而举行。2007年12月8日下午，村里召开了大会，管理区书记传达了市里禁猪的通知。“又是一次‘四清理’？”虽然2005年的“四清理”没有波及到南丫村的养猪户，但那年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由于大量猪场的关闭，被迫低价出售的猪肉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价格。“那年鲜肉批发价只有3.4元-3.5元/斤，简直是血本无归。好不容易这两年猪肉价格涨起来了，又要赶我们走。”常大安说。

　　“说是会按05年的标准给我们赔偿，可谁知道会不会像上次一样拿不出钱而不了了之。”林氏兄弟听说，前年没清他们的猪场是因为村里拿不出那么大笔的赔偿金。

　　绰号“吴仔”的吴家财42岁，说话直来直往。“不清我们今年也做不下去啦，工仔月初听到要禁猪都跑光了。猪肉的价格现在也在降，很多家都在清猪。以前最少一头猪要养到220斤才拿出来卖，现在我180斤都卖了。”

　　“不让养猪了，还能转行做什么？老啦。”满头白发的陈可伟有2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他说，现在的本地养猪户年龄大多在40岁到55岁之间，猪场是家里经济的唯一来源。

　　下午三点，猪农们带着没有解决问题的无奈各自散去，准备为猪洗一天里的第二次澡。

　　无奈的选择

　　对常大安们来说，养猪在10年前看上去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行业。

　　道滘镇曾经是东莞的农业重镇之一。“道滘镇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已有660年悠久历史。由于水道纵横，地势平坦，十分适合发展畜牧业和渔业。”道滘镇党委组织人事办主任卢泽新介绍说。

　　1982年，道滘镇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时间短则三五年，长则十五年。有的农户承包了鱼塘，干起了以前在公社大队里最熟悉的养殖。番鬼鸭、生猪、塘鱼曾经是道滘养殖业的拳头产品，畅销省内乃至香港。

　　1990年代兴起的“鱼塘+养猪场”的模式，标志着道滘镇的养猪业逐步走上专业化的道路。大批农民在那时加入养猪的行列，常大安在1998年末开设了眼前的猪场。

　　初期投入60万元，常大安三年就回本，他赶上了养猪的好时机。2000年前后，东莞各镇相继提出发展“三高农业”(高产量，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道滘镇的养猪户皆可申请无息或低息贷款，常当时获得的贷款就接近10万。规模最大的时候，常承包了四个鱼塘用来养猪。

　　但是，猪场规模日渐萎缩，到现在他只剩下一个鱼塘大的猪场了。这与他所拥有的农田的情况类似。在1990年代初，常家4口人总共分得8亩地；经历南丫村几次大规模征地后，到了1998年，只剩下4分地。

　　猪场萎缩了，农田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簇新的工厂。

　　“你看这里，以前全都是农田和池塘，现在都被征去了。一直干放着，多可惜。”顺着常大安的手指看去，是长洲上一大片满目疮痍的空地。半人高的芦苇有被烧过的痕迹，大群绿头苍蝇停在被工厂遗弃的塑料(13980,-290.00,-2.03%,股票吧)边料、鞋垫和文具壳上，懒得动弹。更远一点的，是正在排放黑烟的化工燃料厂。

　　眼下，长洲已被工厂重重围困。要是没有人带路，顺着在南丫村的水泥马路走，你只能看到漂亮的街心花园广场和现代化厂房。隐藏在鞋厂背后的泥泞小路，是通往长洲众多猪场的唯一通道。即便如此，长洲还是显得日益空旷，越来越多的池塘被填埋，挖土机在边缘日夜施工，工地上挂着“厂房招租”的牌子。

　　环保死任务

　　2007年12月7日，东莞市委宣传部和市经贸局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召开记者会，说明禁猪的来龙去脉。“禁猪”的首要原因是污染。

　　根据东莞市市长李毓全的说法，东莞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1.8万吨/年，若要有效削减，相当于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75万头生猪每日造成130多万吨的污水，按照现在每吨8毛的污水处理费计算，一天需要105万污水处理费，一年就是4.1亿元，平均下来，每头生猪需要547元。但现在的情况是，一头猪纯赚547元也不容易。李毓全认为，从生产发展来看，养猪并不划算。

　　而东莞市一位副市长也表示，大量、分散、简陋的畜禽养殖场，不仅严重污染地表水源、污染空气环境，而且六成养殖场采用潲水养殖，易发食品安全的事件。

　　常大安有时候看着长洲对岸纸厂流出的污水，也会感到困惑，“说到污染，猪粪会比那些黑水重？我们鱼塘里接的都是雨水，不敢从旁边东江接水啊！那些水黑黑臭臭，一放进来鱼全死了。”

　　“工业污染是最重要的污染源，这个我们并不否认，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放弃整治污染严重的养猪业。”东莞市政府表态。

　　“国家给的明确任务是到2010年，东莞的COD(化学需氧量，衡量水污染的主要标准之一)总量控制在10万吨以内，任务非常艰巨。”东莞市环保局局长袁绍东称，2005年，东莞的COD是11.6万吨；2006年仅削减了0.1万吨。今年的任务是削减0.8万吨，“但现在仅有的75万头生猪污水排放量折合COD就达1.8万吨。”袁绍东称，“这是死任务，无论如何要完成，如果完不成的话，就不要报批项目了。”

　　东莞环保局口中的“死任务”，有一个正规的名称：区域限批。

　　区域限批是2007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推出的政策，若该地区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包括COD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了核定的总量，那么上级环保部门就不允许再有新的项目在此区域兴建。东莞环保局新闻发言人曾说，如果一个地方被实施了“区域限批”，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将很难得到发展。

　　业内人士把区域限批称为“连坐”，并认为这是目前环保总局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

　　在区域限批政策的强大压力下，日薄西山的养猪业再度被推上清理行列。

　　2006年，东莞GDP为2624.63亿元，其中农业生产总产值仅为22.75亿元，占总额的0.87%。道滘镇情况大致相同，农业占全镇GDP不足1%。道滘镇官员表示，“虽然我们镇上目前只有600多家企业，比不上长平或虎门的1000多家，但我们决心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农业将逐步退出，我们在镇最北面的小河村留了块地做农业园，种花卉。”

　　“种花卉？哈哈哈！”常大安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干笑三声。“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工厂的污染账单

　　在禁止养猪引发的网络热议中，许多人认为，东莞政府牺牲了污染较小的养殖业，从而换来了污染较大的工业的发展空间。常大安也有类似的看法，“大鱼不抓抓虾毛！”

　　对于部分在东莞投资设厂的小商人来说，他们时常有意或无意地将排污治理“遗忘”在成本之外，港商刘淳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承诺，企业守法排污，保证自己的镇(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标。”今年4月27日，东莞市会议大厦，1252家重点污染企业和全市32个镇(街)的相关负责人在市环保局领导的见证下签下“军令状”，区域限批制度在东莞随之施行。

　　刘淳知道这个“誓师大会”，但他觉得收效甚微。“签个字，污染能减多少？”他的电子零件厂就在道滘镇上。

　　这是一家位于河涌边的小型电子零件厂。外门面并不大，只有一个常年在打瞌睡的保安看守。墙上的横匾在风吹日晒中变成锗红色，“大量招收普工”。工厂左侧的河涌黑腻如墨，面上浮着大面积的油斑，偶尔飘过几个银白的点，是死鱼的腹部。你很容易忽略，河中唯一流动的，是工厂排污管泄出的细小水流。

　　刘淳毫不讳言工厂的污水排放并不达标。“我们厂有电镀车间，所以会产生工业废水，废水里除了含有氰和酸性物质，还有一些重金属。”

　　一踏入生产车间，金属的摩擦声和撞击声在耳朵里来回搏斗，酸性气体充斥着空中每一个分子，眼耳鼻同时丧失作用。适应了一分钟后，刘淳指着一台被腐蚀得略微发绿的机器，“那就是污水处理器，但我们很少开。那是为了应付检查用的。”

　　难道罚款对刘淳这样一个生意人来说毫无震慑？他细细算了账，“如果全部处理后达标排放，一吨污水的处理成本约为2元钱，如果每天偷偷排放5000吨，一年下来可以省300多万。可罚款的最高金额只是100万，你说我选哪个？”

　　根据现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对造成水污染事故的企事业单位，按照直接损失的20%计算罚款，最高不得超过20万元；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

　　100万与300万，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来说，似乎是一道毫无疑问的选择题。

　　“四纯两小”们的命运

　　偷偷省下排污的费用于事无补，刘淳打算明年将工厂迁至河源。

　　“‘四纯两小’都被清掉了，我们这些小企业还是趁早找后路。”

　　除了养猪业，区域限批的另一个“重拳”打在“四纯两小”(纯电镀、纯漂染、纯洗水、纯印花企业和小规模造纸厂以及小规模制革企业)身上。区域限批“誓师大会”上的1252家重点污染企业，全部来自“四纯两小”企业。政府数据显示，这类企业的年排放废水总量为1.8亿吨，占全市工业废水年排放总量的78%。根据《东莞市重点污染企业整治方案》，环保部门将在这两年间分期、分批关闭或迁移“四纯两小”企业。

　　曾经，这些小型加工企业“制造东莞”。如今，它们被摒弃在“东莞制造”之外。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密布东莞的是造纸、印染、电镀、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虎门被评为“中国女装名镇”，大朗被评为“中国羊毛衫名镇”，大岭山被评为“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世界工厂”的外号与中小企业密不可分。

　　1990年代后期，东莞进入了招商引资最猛的时期，虽然企业的数量增长放缓，但工业总值显著增长。进入21世纪，在引入了不少工业巨头后，东莞不再对所有投资者感兴趣，提出了要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

　　中小企业处境大不如前。有官员说，世界500强才是东莞的“乘龙快婿”。

　　“你知不知道我们香港人是怎么形容的？打完斋(做完法事)不要和尚。”埋怨过后，刘淳自己心里还是相当明白的，“大企业是纳税大户，不能动他们，要动还是从小的开始。”

　　纳税大户的治污之路

　　以下内容摘自一位网友写于2006年4月中旬的博客：

　　“天琴座”流星雨爆发，东莞本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观看点，因为这些天东莞天空基本没有云层。可是，我和同事们一连观看了数天都没有见到所谓的“天琴座”流星雨，后来，我们在一起分析原因，得出了“可能是东莞的天空太灰了”的结论。

　　浑浊的空气和酸雨，是东莞工业发展的记录者。改革开放30年，东莞单位GDP耗电量位于全省第一，灰霾天数全省三连冠，平均每下三场雨就有两场是酸雨。

　　由广东省人大主办的《人民之声》杂志形容，沙角电厂是“是造成珠江三角洲酸雨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6年12月24日，广东省连续几日普遍降雨，减缓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大旱天气，但虎门依然笼罩在灰霾当中。沙角电厂占据着附近最高的地势，四条高达210米的巨大烟囱，上端被漆成红白相间的颜色，黑龙般的浓烟破空而出。路边杂货店里的汽水瓶铺满灰尘，用手轻轻一握，顿时留下了鲜明的指印。一间花边纺织厂传出比修正液刺鼻百倍的化学气味，巷子里的积水是黄绿色的，而对面的幼儿园传来咿咿呀呀不知忧愁的童声。

　　沙角电厂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燃煤电厂。自1987年投产至2006年，每年排放二氧化硫约7.11万吨，排放烟尘约1.01万吨，分别占东莞排放总量的63%和73.6%，成为全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与此同时，位于虎门的沙角电厂是东莞当之无愧的纳税大户。2004年，单是沙角A电厂就纳税2.84亿元，跻身中国纳税企业五百强行列。

　　清理养猪业，东莞计划用1年的时间；清理“四纯两小”，东莞制定了2年的计划表；而治理沙角电厂产生的工业废气，10年才刚刚开了个头。

　　沙角电厂脱硫进程长达10年之久，从1998年开始，省人大代表就积极跟进沙角电厂的脱硫问题。2002年，电厂曾以资金不能到位和缺失脱硫场地为由拖慢工程进度。直到2006年底，沙角A电厂1至4号机组脱硫装置才正式投产。

　　一位省人大代表说：“我提议案呼吁解决沙角电厂污染已有好多年了，沙角电厂1999年就表示上脱硫装置，但一直只是说说而已。有幸的是，沙角A电厂五台机组终于成功脱硫。”实际上，沙角电厂还有B、C两厂，脱硫工作如今才刚踏上正轨。

　　清拆的挽歌

　　无论谁是这场环保战争的利益保有者，东莞猪农的挽歌已经被敲响。

　　2007年12月27日，距离新年还有4天，往年这个时候，来自深圳、广州和东莞本地的猪肉买家络绎不绝，“好年景时生意额甚至可以翻一番。”常大安说。可今年的长洲，没有兵，没有马，却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

　　鲜黄色的吊臂举起，落下，支撑猪棚的竹竿撕扯着断了。一声巨响，尘土升腾而起，大猪小猪眯着眼睛挤到路上，负责看守的黄狗浑身大幅度地颤抖，竟忘记了逃跑。

　　一位姓李的猪农鞋子掉了，赤着脚和村干部争辩，为什么把他们住的地方也铲了。干部忽然脚一跺，血一下涌到脸上，大声质问：“你说，什么是你的？”另外一户猪场的男主人赔笑着看完了清拆，良好态度令他获得回猪棚收拾东西的宝贵时间。长洲路口的浙江陈家早就不养猪了，夫妻二人到台山去批发鱼苗，只剩下17岁和18岁的小女儿看守空置的猪棚。清拆的时候，姐妹俩来不及进屋抢救准备过年穿的新衣裳，只好将父母的自行车挪到路边，抱着出生三个月的小黑狗，沉默地看着。

　　常大安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邻居们的猪场被推土机铲平了。还有3个月，他也逃不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常大安、刘淳为化名。)

 

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