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气风发到前路迷茫——化州养猪协会的十年兴衰路(2)

　　曾经显赫一时的化州养猪协会，从此一分为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维权无力现状堪忧

　　“化州市养猪协会”和“化州市协和养猪专业合作社”采取的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形式运作，尽管多了一个称谓，但养猪协会当年的辉煌却再也难以重现。

　　合作社成立之后，协会从厂家手中拿货的商品，按照市场价出售，这种价格回升不仅使得客户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协会会员难以再享受以前的那些优惠。

　　徐伟光坦承，随着合作社经营性的加强，协会的服务性质正在渐渐减弱。今年9月份，有协会会员向徐伟光反映，国家政策规定每头母猪的100元补贴，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发到养户手上了。

　　“这些事情我现在不想管了，因为根本管不了也管不过来。”徐伟光表示无奈。2007年当地政府拖欠母猪补贴，他当时通过求助媒体，最终在茂名市政府的干预下才将补贴发了下来，但是2008年一切又卷土重来，母猪补贴费仍然拖欠。

　　徐伟光表示，现在合作社主要功能是经营，协会的服务和维权功能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些年经过的风风雨雨，他已经感觉身心疲惫。

　　“我今年58岁，干完这一届，我也就退休了。”徐伟光说。

　　作为农民组织,廉江市和寮镇“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虽与“化州养猪协会”不尽相同,但二者内在的发展阶段,却惊人地一致。

　　12月5日下午,在廉江市和寮镇,记者见到了“廉江市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前理事长潘耀光,这位曾经名声在外的“广东省首家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现在一门心思都放在扩建自己的第三个养猪场上,曾经的合作社,他已不再关注。

　　“合作社一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搞得红红火火,但搞了两三年,没什么成绩。”潘耀光告诉记者,由于对合作社发展的失望,他在“主政”一届之后,毅然辞职。

　　2006年底,由于养猪疫情复杂,和寮镇的许多养殖大户开始了联合防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7年初,尝到甜头的养猪大户们开始商量建立合作组织、维护养猪户利益的问题。

　　2007年8月10日,“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随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合作社在短期内迅速发展,一年之内,和寮镇的50个养猪大户全部入社。

　　“政府扶助合作社,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本地区养猪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树立一个合作社建设的标杆。”潘耀光回忆,在合作社刚搞起来的时候,隔三差五有人过来“取经”,地方政府赚足了面子。

　　然而,随着合作社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的示范意义日渐递减,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少,光环褪色的合作社,渐渐提不起政府的支持热情。

　　潘耀光告诉记者,合作社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政府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什么事情都想找政府解决,这与当初成立合作社时发挥养户自主性的初衷,明显是背道而驰。

　　2009年,潘耀光辞去合作社理事长职位,此后,和寮镇的很多养猪户也和他一样,虽然挂名还是合作社的社员,但实际上,却已经不再关注合作社。

　　合作社渐成形式,但并不代表养户不再需要合作组织。潘耀光向记者透露,近两三个月以来,和寮镇的一些养户又在筹划成立一个新的合作社,现在正在动员他加入。

　　“他们让我去当社长,我还在考虑。”潘耀光告诉记者,他的顾虑是,如果新合作社重走原来合作社的老路,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刘龙飞

　　记者观察

　　唯有政府转型协会才能壮大

　　“化州养猪协会”和“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向我们展现的是一部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变迁史。

　　这部变迁史包括五个阶段,五个阶段往复交替,并且首尾相接。第一阶段,农民从自身利益需求出发,希望通过建立农民组织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阶段,政府觉察到农民的动向后,感觉这种联合也符合政府的利益要求,于是支持农民组织的发展；第三阶段,农民组织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同时,很容易和政府进行利益博弈,而政府部门则日益感觉到农民组织的尾大不掉；第四阶段,政府开始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通过改变政策和介入组织管理等手段,试图引导农民组织的发展方向；而农民组织则被动的做出选择,逐渐屈服于政府的意图；第五阶段,根据政府意图改头换面之后的农民组织,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当初自发组织起来时的初衷,走向了形式化。此后,这些农民组织要么变质,走上另外的发展道路,要么走向消亡。而农民在失去原来利益需求维护组织的情况下,又会试图组织新的组织,进入新五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开始进入新一轮“关系变迁史”的循环。

　　以史为鉴,兴替可知。“变迁史”向我们昭示,农民组织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太强,另一方面,则在于农民组织太弱。

　　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介入必将会影响农民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在现阶段,政府对农民组织进行扶持,从本意上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如何找到政府扶植与农民组织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制度的不完善和相关政策的缺失,纵然是关键之一,但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才是问题的根本。或许,只有政府角色实现了由“统治型政府”和“治理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的“转型”,这些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

　　这一切,似乎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