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养猪禁猪 政府均是操控手(2)

 

　　“前几年群众写信投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出意见，强烈要求整治养殖业污染。其次，东莞仅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聚集了1000多万城市人口，城市化接近80%，保留大量的养殖基地会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与此同时，东莞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其最大特点是工厂多、外来人口多，不养猪既可以节约土地，又可以减轻当地环境污染的治理难度。

 

　　“从社会细化分工的角度看，一个城市总是优先侧重发展优势产业，将一些产业淘汰转移出去也有利于其他地区发展生猪生产，各地区之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因而，禁养令在东莞32个镇街征求意见时，得到了26个镇的支持。‘禁猪令’是东莞市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暂时不会做出改变，并且还会由禁养生猪扩大到禁养家禽等。 “但政府会进一步做好相关配套工作，确保猪肉供应，并对猪农进行妥善安置。” 可是，自禁猪令颁布以来，诸多养猪户只体验到政府雷厉风行的拆迁猪场，却未体验到“妥善安置”。彭国平表示，自拆迁后，自己曾多次找到谢岗镇领导，表示自己遵从政府命令拆迁后，但多年的投入殆尽一空，政府希望清走猪场，腾出土地，那么，“就应该对养猪户进行补偿”。但这一诉求，遭到政府回绝，理由是：关闭猪场是政府行为，不可抗拒。生猪产量可达万头的旺旺猪场，养殖规模在桥头镇居首位，因率先采用固液分离技术解决猪粪污染问题，它成了其他猪农竞相学习的模范猪场，不过，猪场负责人苏先生同感损失之痛，为了将猪尽快清理，苏先生通过中介以2600元的低价抛售生猪，比4800元一头的市场价便宜近一半，光生猪的损失便高达300多万元。不仅如此，政府还强拆了猪舍，导致一批养殖设备报废。苏先生心疼地说：“我们的猪场已经采用半自动化喂养设备，每个猪舍还接了风管和地热，光这部分投入就是500多万元。” 苏先生称，几乎所有的猪场都遭遇了与旺旺猪场相同的情况，彭国平补充说：“买一头母猪三千七八百元，卖出去才一千六七百元，一头损失两千余元；幼崽处理给人家，一头才一百多元，而正常生产成本为每头四五百元。” 尽管桥头镇环保分局表示，2012年6月1日至15日期间，凡完成生猪销售并自行拆除相应养殖场的养猪户，可考虑按照0.2元/斤的标准以运费方式实施补贴，最低补贴价格为30元/头，费用由镇村各负担50%，超出上限由各村(社区)全额承担；对于未按时限销售的生猪，原则上不予补贴。但这个补贴政策，在所有养猪户眼中无异于“开玩笑”，正式收到村委的清猪通知是去年5月20日，怎么可能在去年6月15日前将猪清除干净？东莞市环保局局长袁少东表示：“禁养规定是根据东莞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工厂多、外来人口多加上养殖场多，造成非常大的污染，东莞不能再承受额外的污染量了。现在东莞的养殖户都没有能力处理污水，挣的是环境的钱。对于这些养殖户的安置工作，市里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做法。现在的养猪场大多集中在几个镇，对于他们的安置，将由各个镇去做相关工作，采取措施帮助贫困养殖户寻找出路。加强养殖人员劳动技能培训，解决就业问题。关于补偿问题，因为“四清理”时已有过补偿，这次清理将不再有任何补偿。”

 

　　禁猪风波后遗症纵观中国各地的行政命令，如东莞禁猪令延绵多年，至今仍存在争议的事情，并不多见，虽然东莞市经贸局局长陈桂明曾解读本地的禁猪令是：“2009年起禁止养猪是以前政策的延续。本来是到2008年就要开始禁止养猪了，现在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又多给一年的缓冲期。而且东莞本地养殖户非常少，很多本地人都跑到外地去开规模化的养殖场。东莞本地的养殖场，多数是外地人承包的小规模经营。东莞市政府的思路是，我们没有必要为落后产业的继续存在寻找理由，养猪业的淘汰是东莞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但数以千计的养猪户是否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东莞“产业调整”的必然牺牲品，这对于制定公共服务政策的地方政府，仍然是无法回避的关口。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力认为，政府在制定此项公共政策时，表现出了“懒汉政府”的作派，他表示，养猪业既是合法的，也是城市生活所必要的、与民生休戚相关的产业。“禁猪令”剥夺了农民选择养殖生猪的权利，一刀切的“禁猪令”更是“懒汉政府”的作派。养猪业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指导下，实现“有限有保”，限制分散、传统、小型的养殖，而扶持集中、规模化、现代化的养殖，从而便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东莞市政府出台“禁猪令”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寸土寸金的东莞主动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释放土地资源，优先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主动实现选择性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只是在这一取舍过程中，不应通过强制性的粗暴的行政直接干预，而应选择合适的时机，调动市场手段和资源来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与其一刀切地禁止养猪，不如制定相应的管理法规和产业政策，抬高养猪业的门槛，规范养猪业的排污行为，引导养猪业向环境友好型发展，让一些确实不能达到要求的猪场被市场淘汰出局。

 

　　事实上，对于东莞的禁猪令，学界并非一味质疑声音，也有学者从更全面的领域，支持这项行政命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就说：“东莞作为著名工业重镇，其产业优势在工业，而要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必须在土地等资源的供给上，实行适度的制度倾斜。在土地资源不变的情况下，作出禁止饲养生猪的决定，可能更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饲养生猪所造成的污染问题。” “由于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实行生猪养殖补贴政策，所以，如果禁止饲养生猪，那么，当地政府可以减少相应的财政支出，从而集中更多的财力支持优势产业的发展。” 但无论何种声音，均对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提出了可以改进的空间，乔新生认为，东莞市政府在作出这项决策的时候，虽然程序合法，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行政主导的公共决策体制，在行政决策的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从而使公共决策的民意基础不足。换句话说，行政主导的公共决策体制虽然具有效率较高、决策难度较低的特点，但由于政府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所以很容易产生对立情绪，缩小了政府与公众沟通谈判的空间。公共决策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民意决策。公共决策者在强调决策科学性的时候，必须以民意为本，突出决策中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