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这个在中国盛行了六千年的古老行当，终于走到了生产力剧变的节骨眼上──无论是市场的力量，还是政府的力量，都在推动着规模化养猪对传统散养的全面替代。这正是以农户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和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分野。
海量散养户迅速离去，而超级大户刚刚进场所留下的空窗期，造成肉价上涨。虽然冻肉储备抛库收效甚微，但进口猪肉正在部分地填补这一空当。
（Georgios Kefalas/东方IC/图）
罗阿姨拆猪圈
猪价高涨时拆猪圈，罗阿姨不再遵循“猪周期”规律。她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养一年猪还不如打工一个月赚的多：“我老公现在在广汉采砂，一个月能赚两三千块钱。”
8月的第一天，在中国第一养猪大省四川省会成都市区里，农贸市场上的各类猪肉价格，又朝上跳了一块钱，一斤纯瘦肉已经卖到19块了。
过去一年来，全国猪肉价格一路飙升至历史新高，还带动了CPI的狂涨。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4%，也创下了三年新高。其中，猪肉价格上涨57%，对CPI涨幅贡献超过两成，一度引得温家宝总理亲自调研。
虽然猪肉行情火爆，在成都50公里以外的广汉养猪户罗阿姨，却把自家的小猪圈都给拆了。
50来岁的罗阿姨家所在的广汉连山镇，处于四川盆地腹心，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农业发达。这里有户户养几头十几头猪的悠久传统，罗阿姨家也不例外。
散养户们究竟为市场提供了多少猪肉，由于缺乏统计，南方周末记者始终未能寻找到可信的说法，但一个基本共识是：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猪肉供应基本上靠散养户，而此后则渐渐减少，不过这些千千万万的散养户们至今依然对猪肉供应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常来说，猪肉价格走高时，会吸引大量养猪户增加喂养，直到价格跌落时再反之，这个价格起伏过程大约三年左右，被学界称为“猪周期”。
前两年猪价行情不好，罗阿姨确实“歇了”，可现在行情好了，罗阿姨却不再遵循“猪周期”规律了最重要的原因，她说，“我老公现在在广汉采砂，一个月能赚两三千块钱。”
这样的收入，对生活在四川农村的家庭，生活绰绰有余。她掰着手指数了下，猪肉价格是上去了，但饲料贵、猪种贵、人工也贵，又脏又累一年下来，养几头猪还不如老公打工一个月赚得多。
现在，不再和猪打交道的罗阿姨，日子过得很是安逸，每天“打打麻将、到处耍”。“我们镇上已经没几家还养猪的（散养户）了。”罗阿姨说。
在养猪“不赚钱”的罗阿姨拆猪圈的时候，“中国首富”、“饲料大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却仍在养猪事业高歌猛进。7月他才宣布，未来5年要在辽宁投资50个亿，其中就包括养猪300万头。
同样是猪价狂飙的背景下，罗阿姨和刘永好各自的价值判断，正是以农户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和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分野。
养猪，这个河姆渡时期就已存在的行当，走到岔口。
散养户退场
记者从一线农户、猪贩以及大型养殖场主所反馈的散养户退出比例，多在五到八成，乃至更高。
罗阿姨和连山镇的情况并非孤例，记者采访了四川、贵州、广东、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份许多农户，像罗阿姨这样的养猪“散养户”（年出栏50头生猪以下），在过去几年里大幅度减少。
而千千万万罗阿姨这样的散养户，本是我们市场上所售猪肉的主要供应者。
四川生猪主产区之一乐山的一位猪贩魏树洪，每年行走乡村收猪，他的感受是“以前我们这里90%的农户都在养猪，现在只剩下10%。”
另一主产区河南驻马店的一位养殖户也记得，他们那儿过去有的村一年出两三百头猪，现在一头都没了。
其他地区，记者从一线农户、猪贩以及大型养殖场主所反馈的散养户退出比例，也多在五到八成，乃至更高。
记者所能查阅到的部分地区官方数据里所反映出的变化，虽低于农民的直观感受，但趋势是一致的2010年广东年出栏50头以下生猪养殖户数量比2009年减少了7%；2010年四川省养猪户同比减少8.4%；今年4月份，江西10个生猪生产定点监测县（100个行政村）养猪户数同比减少6.32%。
一位基层的畜牧工作者指出，各地上报的各种养猪数据，往往水分巨大，有的甚至数倍于地方实际情况，这既有巨变过程中数量有限的基层工作人员延误疏漏，比如有的人家早就把猪杀了，但在政府资料里一直没被更新，更有利益的考量上级政府在分配国家各种扶持养猪的补贴时，这些数字往往是主要依据。
就上述官方数字而言，一方面，如果时间跨度拉长到两三年，变量会更大，另一方面，地方上的实际变化又比官方数字剧烈得多。
这一趋势已为中央注意，7月2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下称《通知》），正是把“散养户退出”列为近期猪肉供应偏紧，价格大幅上涨的首要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近期屡被媒体谈及的成本上涨、疫病减产等因素，也都加剧了这个上涨趋势。
在这些力量作用下，按照申银万国数据，在过去两年，中国猪肉市场淘汰了400万头能繁母猪，这对于当前市场供给影响大约为8000万头生猪，接近于当前生猪存栏数量的20%。
而按照一些民间养猪人们的经验，通常这个供给变化的比例超过7%时，就能冲击到全国市场价格，于是，今年出现了猪价暴涨。
“民工荒”引发“养猪荒”
在外出打工的收益面前，养猪本身所牵涉的价格、成本、疫病等问题的得失小账，已变得微不足道。
散养户渐渐退出养猪领域，本是长期趋势，只是这两年“民工荒”大浪袭来，与养猪行业本身的价格低潮、疫病流行等因素叠加，大大加速了散养户退出速度。
散养户大范围退出的原因，其实与罗阿姨并无二致。
在四川乐山凌云乡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魏树洪啪啪啪地按着计算器给记者算账一个散养户两口子，一年最多出栏十几二十头猪，按今年这极好的行情，扣除所有成本，一头“顶了天”也就净赚500元，一年下来也就赚万把块，算上种粮那块，就再多几千块。
而按照记者了解，实际上考虑高热病等疫情影响，今年很多散养户的收益大多只在300元-400元/头，乃至更少。
但是，如果这对夫妻出去打工，按照男的150元/天，女的80元/天来算，两人一个月挣个5000元没问题，再扣除在城里吃肉、米和菜等生活成本1250元，一个月还是净赚3750元，一年收入就是4.5万元。“养猪没得可比性。”魏树洪说。
在外出打工的收益面前，养猪本身所牵涉的价格、成本、疫病等问题的得失小账，已变得微不足道，更莫提国务院刚宣布的每头母猪百来块的政府补贴而且，过去实行同样政策时，很多散养户都表示拿不到和拿不足。
就这样，罗阿姨家毫不犹豫就把猪圈都拆了。
而常年往来于城市和农村，自称“1/3时间在四处调研”的刘永好，注意到了支撑这个变化的力量，其实是城里用工形势的剧变。
“以前农民进城打工是挺难的，经常十几个人结伴去沿海，十来个没找到又回去了，只能在家种地养猪。”刘永好说。现在形势不同了，十几个人过去，人家要的是二三十个工，在这个格局下，城里放宽了用工条件，比如以前招工都是只要二三十岁的，现在四十多乃至更老也都要，在城里一个月挣两三千块的农民工比比皆是。
而罗阿姨老公，在以前属超龄之列，但现在依然在外打工。
事实上，散养户渐渐退出养猪领域，本是长期趋势，只是这两年“民工荒”大浪袭来，与养猪行业本身的价格低潮、疫病流行等因素叠加，大大加速了散养户退出速度。
这种“民工荒”外力驱使下的退出，已超越了“猪周期”本身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的罗阿姨们，大多亦不会再如猪周期规律那样，重回养猪业。
因此，在猪价扶摇直上的上半年，全国母猪存栏量却曾持续四个月环比下降，一度引得业内人士瞩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7月下旬也公开表示，将来的趋势就是散养户都要退出去，他们养猪不划算，也没有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丈二高的门槛”
当前落后的农村金融状况，限制了普通养猪户实现规模化发展的机会。
其实，中国每年有超过5000万吨的猪肉消费量，占到全球需求一半──这并不是一个无利可图的行业。
魏树洪继续在计算器上边按边说，如果那对夫妻想要靠养猪获得超过外出打工的收入，假定养猪150头，不算人工费用，每头需要投入的成本，至少要有600元的猪苗费用和1000元的饲料费用，150头就需要投入24万元，这样不扣除人力成本，一年可以赚到7万元以上。
这还是按照今年的行情来计算，否则达到这个收入所需养猪的头数还得更多，需承受猪肉价格波动和疫病的风险也会因此大增。而且，扩建猪舍还需要近十万乃至几十万元的一次性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