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栋铭的另类养猪经

　　“猪价有波动，投入需慎重”，这是浙江茂阳农发集团的董事长陈栋铭给养猪爱好者们的建议。不过，17年间，他养猪养出了规律，并且还把养猪和教育投资扯到了一块，最大化地规避了市场风险，拓宽了发展空间。

　　17年前，31岁的陈栋铭打算开始养猪事业，为了阻止儿子干这件自认为“最低等”的事，气急败坏的父亲登报跟他断绝了父子关系。

　　现在，陈栋铭养猪养出了几亿身价。而且，从养猪的事业起步，陈栋铭让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了农牧产品加工、农贸市场，甚至教育投资等领域。如果说农牧产品加工、农贸市场跟养猪还有一种天然的联系，那么，教育投资跟养猪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

　　“整个养猪过程，就是笑话一箩筐！”陈栋铭说。事实上，在他这儿，教育投资跟养猪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还相当大。

　　陈栋铭的浙江茂阳农发集团究竟是怎样一家企业？在看起来没有关系的领域中又是如何找到关联的？

　　陈栋铭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回忆着他的过往，时而自嘲，时而自得。其时，从这间董事长办公室的窗外正飘进一丝丝养猪场特有的“气息”，不过他显然已经很习惯这种味道。在养猪场的近旁，则停着他的座驾——一辆巨大的林肯SUV。

　　一切似乎都很不协调。而这一切又的确正在发生着。

　　看好“养猪”

　　在决定养猪之前，陈栋铭做了一家五金公司。在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五金企业遍地开花，最初都是从两样开始起步：农业机械、汽车配件。

　　陈栋铭做的就是农业机械。

　　在推销农机产品的过程中，陈栋铭接触到了大量的农业项目和农业企业，渐渐地对养殖产生了兴趣。正好，他有个外甥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是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养猪的专家，一番聊天下来，陈栋铭动了养猪的想法。

　　想法一出，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父亲。“老爸当时说，养猪是最底层的人才干的事，你怎么能去做这个？”

　　陈栋铭虽然生在农村，但父母都是地道的知识分子，多年从事教育工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陈栋铭只读到初中，但非常善于经营，17岁的时候就拥有了那个年代的“豪车”——一辆进口的铃木摩托。

　　父亲认为儿子的选择是一种倒退，但陈栋铭却很坚持。

　　“当时我们做农机经常接触到国外的一些信息，我看到国外农机业很发达，像日本本田这样的公司，农机都占了很大的部分。由此，我觉得农业规模化是个趋势，而且对于发展农业，国家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出台。”陈栋铭回忆。

　　如今，果真像陈栋铭当年所预料的，国家对发展农业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我们引进的先进的丹麦设备有财政补贴，我们的种猪也有财政补贴，我们贷款，银行的利息也很优惠。”陈栋铭喜滋滋地说，“跟1994年那会真没法比了。”

　　摸索规律

　　最终让陈栋铭下定决心养猪的，是1994年从每斤2.8元涨到每斤5.2元的猪肉价格。

　　看到猪价噌噌上涨，陈栋铭再也坐不住了，一下子投了300万元进去。“我进去的那个点，后来回顾起来，就是1980年到1994年的猪价最高点。”陈栋铭说。

　　谁知，在那一年，看到猪价上涨兴奋地投钱买母猪的除了陈栋铭，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仅仅3个月后，陈栋铭傻眼了。

　　“价格掉下来了，猪也生病了。我管理又没经验，工人快过年的时候全跑光了。结果年三十母猪要生小猪，没工人了，我只好自己亲自到猪圈接生。”

　　真是问题连着问题，3个月亏了15万。陈栋铭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发誓要扳回来。

　　坚持了一年，到了1996年，猪价一下子涨到每斤6元，陈栋铭的好日子终于来了。他形容自己当时“无论在哪里都会被人找到，要买猪”。

　　那一年，陈栋铭不但填补了过去的亏空，还小赚了一笔。令他开心的是，一直反对他的父亲看到了养猪场的红火，也渐渐认可了他的生意。

　　“从1997年开始，我父亲也认准了这个产业，每天吃完早饭就要去养猪场看看。”

　　父亲第一次进养猪场时，陈栋铭要求他换防护服，父亲很不高兴：“我是有文化的人，没那么多病，身上不带病毒的。”

　　就这样，那天父亲没换衣服在养猪场兴奋地待了一中午。“谁知道到了晚上七八点，猪就开始沿着老爸白天走的路线发病，一下子死了一千多头。”那一年，陈栋铭又亏了。

　　父亲心疼极了，深刻地认识到了养猪这件“最低等”活计中的“技术含量”。而从这件事，陈栋铭更加深了对养殖业的认识——这个行当跟生产工业产品是一样的，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是活的，所以会受到更多外界环境的影响。

　　“我们甚至发现，每当地瓜收获的季节，猪价就会上涨，因为那时候农民有很多地瓜可以喂猪，大家就不愿意卖了。等到地瓜吃完了，大家纷纷卖猪，猪价就会回落。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了，但猪价受到市场、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很大，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研究。”陈栋铭总结。

　　赚了亏，亏了赚，伴随着抛物线似的猪肉价格波动，陈栋铭经历着悲喜交加的人生。而正是在这悲喜中，陈栋铭摸索出了反市场而动的养殖规律。

　　他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每个月都要根据相关统计部门的数据搞3到5次数据分析，就全国猪的保有量、母猪的保有量、母猪的年龄等进行研究。如果发现新母猪多了，陈栋铭就会马上淘汰自己企业里老的母猪。等到别人的母猪进入“冬季”了，他则开始准备一些新的母猪，以此来避开产猪的高峰期。

　　到了2007年，不少养殖户觉着养猪这个事钱难赚，纷纷把母猪杀掉卖掉。这一年猪肉的价格一下子从每斤4元多涨到了10多元，反市场而行的陈栋铭说自己“真是发了大财”。

　　伴随着2007年的猪价大幅度上涨，从2008年底开始，关于养猪的故事屡屡被传。说是高盛养猪了，又说丁磊和郭广昌也养猪了，养猪成了一件时髦事。

　　“2009年是一轮养猪热，人家是大规模地进母猪，但我们则是大规模地淘汰一些老龄的，或者生产状况不好的母猪。同时我们抓内部效率，引进丹麦的生产线，过去养1万头猪要20-23人，如今养两万头猪也只要5-10人。今年大家都不动了，我们则大批量引进母猪，初步计划要引进1000头。对于价格涨跌，我们已经基本上能有个把握，能够合理避风了。”陈栋铭说。

　　2009年，陈栋铭的猪卖了1个多亿。

　　从养猪延伸开去

　　除了猪价的波动，养猪中陈栋铭还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例如，随着养猪规模扩大，有时候很难控制市场需求量，碰到哪天中间商没有按计划消化掉猪肉，剩下的就得浪费。陈栋铭想最好自己能有个渠道，解决这个问题。

　　他想到了密集型餐饮，例如学校食堂。

　　2001年，恰好诸暨市湄池中学改建，资金不足。陈栋铭得到这个消息，立马找到了相关部门，表示愿意出资承包后勤项目建设，但要求获得后勤项目的经营权。

　　后勤项目包括学生宿舍和食堂等的建设、管理。其中食堂一向是学校最难管理的部分，主要原因是食堂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学生身体健康、食品安全等责任。过去，食堂往往是到市场上采购原料，这中间对食品的安全很难控制。

　　陈栋铭提出由茂阳农发来承包食堂，茂阳除了养猪，还将把生产链扩张到蔬菜种植以及水产加工等领域。这样一来，茂阳承包食堂的原料全部出自自己的农场和牧场，万一出了食品安全问题由茂阳负全责。

　　“我们当时提出，要严格把关食品质量。在讨论时就说，茂阳在做的事情，做得好了就是往杭州走，因为杭州被称为‘天堂’；做得不好就是往乔司去，大家都知道乔司是著名的劳改监狱。我们把这件事提到了天堂、地狱的高度。”

　　就这样，茂阳农发获得了湄池中学食堂和宿舍30年的经营管理权，陈栋铭发现了新的天地。这一年，陈栋铭成立了教育投资公司，养猪就这样跟教育投资挂上了钩。

　　目前，由茂阳农发承包食堂的学校已经有20多家，每一天都有至少9万名学生吃着从茂阳的农业基地运出来的食物。2009年，浙江茂阳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1亿多元人民币。

　　这样一个稳固的消费群体成为茂阳农发绝佳的市场调节剂。根据市场肉价、菜价的涨跌和需求量的起落，茂阳农发通过调整食堂菜谱来规避风险。

　　接下来，除了学校食堂，茂阳农发还打算开拓企业食堂的外包或食物原料的供应。“以诸暨市为例，我们计算下来至少有50亿元人民币的空间，市场很大。”陈栋铭告诉《浙商》记者。

　　2009年12月29日，茂阳农发投资3500万元的绿园农贸市场开业。这家4星级农贸市场占地5200平方米，开业两个月平均每天的客流量在2000-3000人左右，春节前的高峰期则达到每天5000人，最高时超过10000人。大大超出陈栋铭的预计。

　　“跟投资教育后勤一样，我们搞农贸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考虑怎么样让我们的农场产生最大效应。这也是我们真正把农业做大做强的一个窗口。假如一个农贸市场一年能做1个亿的营业额，我们开10家就有10个亿。搞农业，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发展越顺。”陈栋铭给《浙商》记者算账，“例如我们养猪，一般散户或者小规模农场按去年的成本养一头猪需要1170元人民币左右，而我们则可以做到1070-1080元人民币。而且我们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7%，大大超过他们的90%。这样下来，我们一头猪税后可以净赚60元人民币。”

　　这是规模产生的效益，而规模的前提则是开发足够大的市场。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解，陈栋铭才会先后投资教育后勤和农贸市场。并且，接下来他还将创立一个连锁终端品牌，——在小区开茂阳农牧产品专卖店，提供给消费者健康、环保的绿色蔬菜和肉类。

　　“我觉得，做农业如果能把规模化和科技结合，实际上比工业更好做。在此基础上，想方设法整合各种市场资源，就能让农场产生最大的效益。”面对《浙商》记者，陈栋铭并不吝啬他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