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猪产业走向何方？

　　近30年，中国畜牧业经过一系列的变化后，逐渐成长为肉类生产大国，而以小规模生产或庭院养殖为主流的中国养猪业竟生产了占世界一半的猪肉。但目前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原料成本、疫病风险、环境保护、供求关系、食品安全等压力，使中国生猪产业面临一场新的变革。高利润回报的背后，伴随的是高风险和高投入，一些散养农户在高成本、高风险的压力下，开始逐渐退出；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猪产品价值链的整合成为行业发展的大趋势。

　　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有人认为，中国的生猪产业发展将会是欧美一定程度上的重复。那么，欧洲今天生猪产业链上，谁在引导市场发展？美国的生猪产业链又是经过怎样的演变？在目前新的养殖形势下，适合中国的养猪模式将如何？生猪产业链“谁主沉浮”？在“2008生猪产业链国际研讨会”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产业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作为产业链条的一个元素，我们在集聚能量。在未来的竞争中，谁控制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在产业链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谁将更具竞争力。

　　嘉 宾：

        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常务副秘书长  荆继忠；
        山东六和集团技术总监  吕明斌；
        PIC 中国公司亚洲技术总监，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傅  衍；
        河南省内向县牧原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秦英林；
        北京九州互联农牧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胡竑邠；
        中粮集团肉食部总经理  陈前政；
        国际畜禽保健协会执行理事  Martin Tielen；
        河南省畜牧局种猪育种中心主任 河南新大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长青
        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熊艳艳

　　主持人邵彩梅博士和金立志博士

　　中国养猪模式：敢问路在何方？

　　尽管我们知道了北美的养猪模式、欧洲的养猪模式等，但我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环境不同、资源不同、经济实力不同、消费习惯不同、观念不同……北美和欧洲根据各自的特点，不可能套用一种模式来考虑中国的养猪业。

　　邵彩梅：在原料、劳动力成本逐渐攀升，疫病风险、环保及食品安全日益要求的形势下，什么样的模式才更适合我国目前的养殖形势呢？请各位嘉宾谈谈对目前养猪模式的看法。

　　秦英林：谈到成功的养殖模式，我想先以我们公司为例，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公司最初仅仅是一个只有22头规模的专业户，经过15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50万头规模的专业化养猪企业。这应该也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当然，还有其它成功的案例：比如广东温氏，及以合作社形式发展起来的模式等。

　　我一直在思考，单一化养猪还能走多久？参照欧洲和美国的养猪模式发展，我非常有信心。欧洲养猪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形成现有的家庭式、小规模为主的养殖方式奠定基础。这种模式的产生和存在是合理的，因为它是一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模式。从一定程度而言，欧洲养猪模式是我们的未来。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更有利于资源效率的有效利用、劳动效率的提高和对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对四种模式——中国的小农户、中型养猪场、大规模养猪企业以及欧美模式的养殖场——进行判断的话，那么只要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那这种模式就更具生命力。

　　胡竑邠：目前中国畜牧业变革的总趋势有3个方面：第一，畜牧业产业布局的优化，从原来围绕消费中心城市向围绕粮食链条主要的流通大通道（这是在商务部确定的）转移，以及由人口密集区向人口相对非密集区转移。第二，畜牧业养殖结构的调整，从侧重于传统的养殖品种（猪）向饲料转化率更高的养殖动物品种调整。第三，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变革。从散养，到专业户，到规模化，以及企业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养猪业从2007年以来呈现了3个重要特点，我把它简单称为“三高”，即：高效益、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的同时伴随高风险，必然会要求高投入；而只有高投入，才能控制风险保证收益。这3个特点自然推动了畜牧业会从散户、专业户，进一步加快向规模化和企业化的方向发展。从长远来讲，畜牧业发展有3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必须关注资源和环境的安全问题；第二，必须关注食品安全的问题；第三，必须关注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通过这3个原则就可以检验出养殖品种、养殖方式等是否具有生命力。

　　傅 衍： 2006年以来，受原料价格上升、疾病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使市场发生很大变化。一家一户养猪模式数量逐渐减少，集约化、一体化模式逐渐增加，而且这种趋势仍将继续。哪种养猪模式更适合中国当前养殖形势？我认为，可能将以多种形式并存：会有一些超大型的模式，也会有像“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不管是哪种模式，都会是向一体化方向发展，这将是今后的一个趋势。即使是“公司+农户”，也是一体化的模式，因为它无非是把养殖环节放到农民那里，但还是高水平的养殖，遵循一定的技术规程，根据合理的营养配方，选择适合的品种，然后到达屠宰场、加工场最终上市。一体化模式有很多好处：减少很多中间环节，抗风险能力提高，安全性可控，从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从育种的角度来看，我非常希望中国走向一体化。因为现在的模式对于育种工作的引导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实现一体化，企业会站在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才会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这对育种工作、对整个行业都会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

　　荆继忠：基于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域发展不平衡，我认为，适度规模、专业化的生产方式是今后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有了适度规模之后，才能考虑产业发展的特点，才能有效的避免价格的大起大伏，从而促进生猪产业发展。从1985年以来，生猪市场价格经历了多次的跌宕起伏，但没有一次像2006、2007年这样引起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引起行业高度关注的。此次价格波动的原因，其中散户饲养积极性有很大影响。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价格的波动使散户积极性受挫。实际上，从2007年猪价上涨之后，国家开始支持发展规模养殖。而在这种情况下，养猪企业也正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扩大规模；而饲料企业也在扩大产业链条，进行养猪业的发展规划，加入养猪行业的势头更加猛烈，有的甚至延伸到屠宰加工领域。

　　通过市场资源配制的方式，饲料业、养殖业和屠宰加工业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根据多年从事这个行业的理解，我觉得这3个行业各有各的特点和关注点。如果将这3个行业合并在一个集团经营，这就要求这个集团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这个能力一方面是对产业的理解，另一方面是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管理能力，这确实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在这个链条上，我认为主沉浮的还是养猪。这是因为，第一养猪业是一个最基础的产业，饲料业或者是屠宰加工业都是围绕养猪产业来进行的；第二，养猪生产本身存在的变数最多，问题也最多；第三，一旦养猪环节出了问题，其它两个行业都会受影响。

　　生猪产业链：谁是“终结者”？

　　金立志：欧美模式证明，产业链的纵向整合可以使整个产业链条变得非常有效率。在这个产业链条中，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模式的经济利益分配相对比较公平。从饲料生产到养殖、再到屠宰，最终上市，整个环节利润相对可控。那么，在这个链条里，我们该如何做呢？为什么很多企业蠢蠢欲动，而有的却又无动于衷呢？我相信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你有足够的钱吗？第二，你有足够的人吗？第三，你有足够的管理吗？如果脱离这3个前提，那整合就是一个失败。那么，我们今天就再来谈谈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饲料企业、养殖业、屠宰加工企业，哪个更具话语权呢？刚刚荆老师在谈到这点时，认为养猪业影响力更大。那么对于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各企业代表，各位又是如何理解，观点如何呢？

    陈前政：从长远发展来看，产业未来模式有两种：纵向一体化和强强联合。我国目前的养殖情况与美国30年前非常相似，美国走完这个过程用了20年。如果我们目前整个市场是美国的五六倍，那我们走完这个过程将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我国发展模式有3种：第一，小企业主要做产品，把猪养好，赚取资本再来发展；第二，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怎么办？可以进行上、下游不同资源的集合，强化区域性力量；第三，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凭借本身雄厚的资本力量进行整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国整体的集约化程度较高，但他们的商业模式也存在多种形式。即使是美国目前最大的Smithfield Foods，也有一部分是通过带动农户完成，只不过他们的农户较大。

　　我国区域范围比较大，产品结构特点以及消费习惯存在差异。小企业依然有机会，只不过现在面临一个新时期的困难。养殖企业如何相互借鉴、相互联和，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中粮集团，我们现在也是处于学习阶段。有关产业链上游的能源，我们具有很强的优势，但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比如养殖，我们相对较弱。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做，能联合最好，不能联合我们先一起走，然后再来联合。只有联合才能做到高效。

　　吕明斌：我同意荆老师的观点——这条产业链最终是由养猪的人来决定。但对于我们饲料界，在这条产业链中能做些什么？

　　六和是一个学习力极强的团队。在饲料板块，我们与美国联合饲料在2001年合资创建了一个饲料厂。我们看中的是他们强大的研发和技术实力，因此与联合合作的过程，也是我们向联合学习的过程。事实上，我们也在探讨怎样把猪业带动起来。在这条产业链上，目前六和不谈进入屠宰业，也不会涉及商品代猪的养殖。在这条链上，我们更加关注品种，因为我们认为育种是这条产业链的关键问题，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与国际接轨，所以我们寻求世界上最强的公司联合。2007年我们与美国联合和加拿大海波尔共同出资组建了海波尔原种猪场。我们的基本宗旨是农户可以干的活儿，我们就不要去做。

　　再回归到我们的本质工作。我们从事动物营养，所负责的就是饲料安全。所以，我们应该先把饲料安全做好，把有限的原料利用好。

　　李长青：从事养猪20多年，我们在计划，在朝前走，我们也在不断思考。如何不被市场竞争淘汰？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天堂和地狱分到同样的食物，条件都是一桌8人，餐具都是1米多长的筷子。地狱的人都在想朝自己嘴里喂，但由于筷子太长，结果谁都吃不到食物。时间久了，地狱的人变得面黄肌瘦。而在天堂，大家用筷子相互喂，最终每个人都可以分享到食物。其实在养猪产业链上，各位就如同是故事里餐桌前就坐的食客。我们是用地狱的方式往各自嘴里喂，还是像天堂那样相互照顾下一个环节，最终形成一个完成的链条？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判断。如果把消费者当作上帝，他有2种需求：足够量和绝对安全。要满足上帝的需求，就需要产业链的每个环节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血拼”最终的后果是利益都受到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伤害，最后选择离开。我们的上帝不在了，那我们的前方还会有收获么？

　　傅 衍：在产业链不断产业化一条龙的过程中，谁会起到带头、推动作用，谁就主沉浮。中国目前的情况与美国比较相似。美国是猪肉产量第二大国，在整个猪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养猪赚钱的比例越来越少，而且沿着价值链，越往下游获得的利润越高。所以，没有人愿意养猪。于是，对于大的屠宰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的原料供应（包括数量、稳定性以及安全）开始涉足养殖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排名前20位的养猪企业都是屠宰出身的原因。

　　熊艳艳：在市场中，新五丰现在扮演了3个角色：第一，养猪的。今年我们母猪数量已经达到1.8万头，商品代数量达到4万多。第二，贩猪的。今年我们供港生猪将近38万多头，供澳门大概2万多头。第三，在东莞、广州和深圳，我们是卖猪肉的。站在这3个角度，我觉得实际上是比较矛盾的。有人问我：喜欢猪价高还是猪价低？我回答：当我做到100万头猪都是自己养的，我希望猪价高；但如果销售主要靠卖猪或猪肉，我做到100亿、200亿的时候，我希望猪价低。

　　关于生猪市场谁主沉浮，我觉得最终是看利润。实际上，我们需要换一个模式，最终还是以销售的思维。目前生猪市场价格不像其它产品通过价值定价，也不是成本定价，而是感觉定价。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企业在产业链具备一定的控制力，才会对市场产生反应。

　　对于中国目前的生猪产业情况，虽然不能判断目前养殖模式是否将发生很快的变化，但它的变化将会促进整个养殖业以及销售模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反过来会对养殖业的变革产生一定影响。

　　欧洲猪肉市场：“量”到“质”的升级

　　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人会对食物的生产方式及集约化生产对食物安全和环境产生影响提出疑问。然而，一系列的安全问题让欧洲消费者开始觉悟。在消费者舆论的压力下，政府最终对食品的安全进行立法。市场驱动因素完成了“量”到“质”的升级。在从农场到餐桌这条链上，消费者引导市场。而价值的分配也在竞争中转移，零售商或超市获得了70%～80%的利益。

    中国的消费市场，等待消费者的觉醒……

　　金立志：欧洲养殖模式相对已经成熟，那么这个过程中，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请Martin Tielen与我们分享一下。

　　Martin Tielen：不管是如何描述这个产业链，哪怕是从农场到餐桌也好，谁来决定呢？我认为应该是消费者。市场应该由消费者做导向。欧洲的消费者最关心的是食品的质量，尤其是食品的卫生和安全。当然，不同的消费者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还有一类比较特别的消费者，比如像非政府组织和绿色食品组织，他们的声音可能更大一些。

　　食品安全的责任人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另一方面是我们业主。要把食品安全进行到底：政府通过立法来标定或者规定食品的卫生，并确保立法的执行；而作为生产者，我们有责任促进立法并确保和确认符合要求的安全食品生产，从而使食品具有可追溯性。

　　在这个链条中，屠宰企业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因为屠宰的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很显然，屠宰公司安全的原料来自于养殖企业。那对于养殖企业养殖动物是否安全，饲料企业又肩负重任，他们必须认真听取养殖场和屠宰场甚至包括消费者的需求，因为他们是饲料企业的消费者。

　　总的来说，从农场到餐桌，每个环节都需要有中立的机构进行认证。如果实在想知道在欧洲的生猪产业链中到底谁主沉浮，那最后价值的80%是由超级市场来决定。

　　中国养猪业的机遇与风险

　　金立志：请问荆老师，从饲料转化效率来看，猪养殖越多，说明消耗的粮食越多，而中国又是这样一个谷物和蛋白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矛盾？目前全球原料与资源危机将是对养猪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荆继忠：今年政府报告温家宝总理讲的，要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国家在宏观调控中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国家资源包括水资源非常有限，粮食的增长潜力也有限。去年国家报的数量是5 000万t。饲用玉米作为大宗粮食作物，在玉米总产量中饲用的有9 700万t左右，而用于猪料的仅有3 000万t，用于家禽料的有5 000万t，其余1 700万t用于水产料。因此，用于猪料的玉米来源非常紧张，饲料问题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且会越来越紧张。这就需要我们开辟新的饲料来源，同时需要提高生产力水平。目前，全国4.8亿头母猪产6亿多的猪，每头猪每年生产不到14头小猪。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还有很大的增长的空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目前要提高生产力，疾病控制是关键环节。

　　另外，我国家城镇人口5.5亿，农村人口7.5亿。发展规模养殖要解决的是城镇需求。对农民来讲，我觉得农民家庭饲养，养一两头作为自己家庭消费，对减少市场整个需求还是有作用的，同时这种方式可以利用一些农副产品。

    中国本土猪的出路在哪里？

　　傅 衍：中国本土猪的出路还需要等待。大家都知道，中国本土猪有很多优良特性，比如肉质占有明显优势，繁殖率也比较好（当然，繁殖率优势已经不明显了）。

　　但我们思考一下，老百姓为什么养猪？是为了得到相应的经济效益。即使肉质好，但并没有因此为他们带来效益回报时，那可能大家都不会养。日本不同，他们完全以品质为重，肉价因品质可以相差10倍、20倍，这样地方品种才有市场。政府在品种方面具有2种倾向：过去夸大未来猪种的经济效益，大力推广良种，而减少地方品种比例。但是后来又开始过分夸大地方品种肉质，大力提倡地方猪种。但老百姓最终是要追求经济效益的。如果没有收益，他们只有选择外来品种。

　　但是，对于政府应该对优秀的地方品种资源予以保种，否则今后需要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目前，一些地方做了很多培育品种，性能间于地方品种和外来品种之间，并以地方命名，但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种。

　　对于地方猪种的出路，我倒觉得可能品系的原则，可以把地方品种利用起来。因为国外一些大公司为了针对不同市场进行培育时，他会保留二三十个品系，其中可能包括中国的地方品种。我们需要保住这些地方品种，到哪一天我们消费水平足够大、市场足够好，地方品种也就面临好的出路。

来源：中国畜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