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猪肉疫情频发背后:面临瘫痪的基层兽医体系

　　今年以来，截至8月22日，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全国共有发病省份26个，共有病猪25.7万头，病死6.8万头，扑杀17.5万头。

　　7月份，全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发病4.7万头，死亡1.3万头，发病和死亡数分别比6月份下降51.5%和35.9%，与去年同期相比，疫情大幅下降。

　　——农业部8月公布数据(据人民网)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近年来频繁暴发的重大动物疫情，以及今夏非常态的猪肉涨价事件背后，我国乡村半瘫痪状态的基层兽医体系　　　

　　一天早上，李月喜家来了一个补锅匠，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中年男人；他低头干活时沉默不语，技法有些生疏；；他是一个满腹心事的家伙。

　　李月喜很好奇如今还有人肯为几块钱的生意而奔波，他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补锅匠说，“我是兽医。”

　　这个答案令他震惊，继而亲切。这天早上，兽医李月喜碰到了另一个兽医陈祖卫。当两个中年兽医四目相接时，他们现现在的身份：一个是补锅匠，一个是摩的拉客仔。在李月喜家门口，停了一辆“建设”牌摩托车，摔跤次数多，骨架松动，反光镜也脱脱落了，这辆跑起来有些晃荡的摩的每天给他带来30块钱左右的收入。

　　1984年进入湖南省衡南县车江镇畜牧站的李月喜，在兽医岗位上工作了20多个年头。他说，“上世纪80-90年代，畜牧站一个月开三次会，主要是学习经验和交流；90年代后，一个月开一次会；2000年后一年开一次会议，到后来基本上没有了。”

　　如今，挂着畜牧站牌子的地方，是一家饲料和药品的销售店。店主是站长夫妇，而畜牧站28个兽医，除了6个在岗，余下的和李月喜、陈祖卫一样，拉客仔、捡破烂、小商贩、或者外出打工，是他们的谋生之路。

　　李月喜的工作变化，是中国兽医体制现状的缩影。2005年，《中国动物检疫》杂志上一篇文章认为，我国兽医管理体系，仍沿袭计划经济时的模式。兽医机构设置混乱问题已经到了非常突出的地步，由于多年建设滞后，基层兽医体系一直没有得到快速速发展，如今到了瓶颈关口。而在衡南县的一些乡镇畜牧防疫站，已经放弃了给农户的家禽注射疫苗。

　　另一方面，“五号病”、“猪链球菌”、“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近年来频繁暴发的重大动物疫情，以以及今夏发生的非常态的猪肉涨价事件，从两个不同侧面检验了同一个结论：李月喜说，“在农村，基层防疫工作多半属于瘫痪状态。”　　

　　“我们赌输了”

　　15天内，105头猪，死了70头。“攒了10多年的血汗钱，全部赔进去了”

　　“养猪是一场赌博，如果运气好的话……”53岁的养殖户李绍益用这句话来总结他5年的养猪经历，被他称之为运气的因子，还可以一直列下去：“猪不发病、物价平衡、肉价上升……”

　　今年夏天，这些因子朝着相反的方向集中呈现出来，肉价却上涨了。据统计，自4月份开始飙升的猪肉价格，接连刷新10年以来最高纪录。继5月中旬，猪肉的批发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了43%之多后，9月11日，农业部发布信息，与去年同期相比，8月，猪肉价格依然涨势强劲，平均达到86.5%。

　　9月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说：“猪肉价格上涨的获益者主要是农民。”

　　“你赚钱了吗？”坐在李月喜的摩托车上，这个问题穿过车江镇的东西角，随着乡村公路一直延伸，李绍益和妻子王芳美正在路边除草，他的养猪场在10米不远处，如今非常安静。三个月前，猪圈里20头母猪，死了10多头，100多头小猪无一幸免，一些发热的肥猪也被草草处理掉了，他说，“养了5年猪，赚了3万-4万元，亏了7万-8万元。”

　　如果你面前是一张湖南省交通地图，端详这些四通八达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公路网，再配上一些数据资料，那么，你会很直观地看到，沿着这些路线，每年都有3000多万头猪被输送出去，其中2000多万头送往广州。

　　这些浩荡的肥猪路线，其开端是类似李绍益这样的中小型养殖户。

　　谭小英是第二个回答“我们赌输了”的养殖户。如果是在6月以前，答案又是另外一种，看着猪圈里105头肥肥胖胖的猪，她会在心底揣摩着最新一轮的肉价，然后喜上眉梢，眼前养了三个月，平均重量达125斤的肥猪，仿佛成了她26岁儿子的老婆本。

　　接下来，她的猪开始发病，“高烧不退，最后瘫在地上，动弹的气力都没有。”谭小英请来车江镇畜牧站站长曾环坤，“吃药打针后，仍不见效。”

　　15天内，105头猪，死了70头。当其它的猪也开始出现“全身皮肤发红，毛孔有紫色出血点，有出血斑等”症状时，谭小英以每头猪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前来收购的猪贩子。

　　而在今年3月，谭小英以17.4元／斤的价格从常德买来猪崽时，每只猪的重量在20斤以上，她为此付出了4万多元的成本。这时，饲料价格也开始上涨，谭小英和丈夫全身心投入养猪事业，他们把之前养猪攒下的资本，全部投入进去，她说，“如果不死猪，还是会赚钱。”

　　而最终的结果是，谭小英赌输了。一个月前，50多岁的丈夫在离家几公里的工地上找到了一份修路的活，“攒了10多年的血汗钱，几个月的时间全部赔进去了。”

　　谭小英至今没有弄明白，病从何而来。这种正式名称为“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症”的疾病去年在湖南、江西等省份暴发，今年4月在广东省又发生了新的疫情。农业部8月底公布的数据证实，今年全国共有26个省份的25.7万头猪感染猪蓝耳病，其中6.8万头死亡。

　　去年疫情更大规模暴发时所造成的损失没有计算在内。自1980年以来，从国外传入或国内新发现的动物疫病达30多种，在中国曾发生过的传染病有200多种，寄生虫有900多种，大多数疫病没有被消灭，全国每年因病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8亿元。

　　混乱的乡镇兽医站

　　“这类似于一个个体承包经营户，但它的身份却又是国有的，执行政府的指令”

　　当五号病、猪链球菌、禽流感、高热病……这些谭小英们之前闻所未闻的疫病，在近年轮番登场时，农村基层畜牧站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伴随着乡(镇)、村的合并，作为农村动物疫情防疫体系最坚实的部分，乡镇畜牧兽医站的人员实行了精简，一大批兽医被清退。

　　车江镇畜牧兽医站兽医陈柏秀说，三个乡镇合并为如今的车江镇后，28名兽医，形同一夜间失业。但李月喜认为这是一个缓慢胶着的过程。从几年前的上班开会，到后来有事站长打电话通知，再到如今一年里没有任何单位的消息。“慢慢地淡出了岗位，直到有一天醒来后，穿好衣服准备上班，走到门口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业了，但是，却又找不到任何证明自己失业的证据。”

　　相比其他政府机构，我国畜牧兽医站是个独特体系，行政机构在行政级别和编制性质上，事业单位在名字和承担的职能上，都比较混乱。

　　衡南县畜牧局防疫站站长周金生说，“县一级的是公务员编制，基层乡镇属于自负盈亏的事业编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镇畜牧兽医站是一个独立核算单位。主管部门只在业务上指导，其他方面不负责任。“这类似于一个个体承包经营户，但它的身份却又是国有的，执行政府的指令。”

　　而随着动物疫情的暴发，尤其在2005年的猪链球菌和禽流感大面积扩散时，畜牧兽医站的防疫检疫职能越来越重要。比如，车江镇畜牧兽医站还悬挂了另一个牌子“车江镇动物防疫站”。

　　“实际上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陈柏秀说。除了“两块牌子是政府给的，其他的都是畜牧站自己赚来的。”

　　畜牧兽医站起初的盈利途径是靠收取疫苗注射服务费和每头猪3元的检疫费，如今也包括销售饲料和兽药的利润。陈柏秀认为，后者的比率日渐增重。

　　陈柏秀说，车江镇动物防疫站是衡南县最好的站点，每当省市领导要来检查，都会被安排到这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无疑是解剖中国乡村动物防疫体系现状的最佳标本。

　　这栋三层楼的楼房建于1988年，在车江镇最繁华的东南角，一楼门面，由站长夫妇经营兽药和饲料，二楼是畜牧防疫站办公地。布置着一些简单的家具，然后是围成长条圆桌的会议室。挂满墙壁的奖状，证实了这个防疫站的辉煌；隔壁的动物实验室，仿佛是一个公开的谎言。陈柏秀说，“除了我们叫它实验室，里面其实什么也没有，一张凳子和桌子折叠起来，四周空空，没有任何设备。”

　　而另一间称为“大家乐”的娱乐室里，除了一张可供打麻将的四方桌，余下的空间，都被灰尘占据了。“设备？是的，还有些设备。”陈柏秀想了想，“抗击禽流感的时候，发了一件白马褂，一双雨靴，一个药箱，一只手电筒，一台手压喷雾器……就这些了。”

　　之后，她又骄傲地说，“我们畜牧站是衡南县最好的，有的乡镇甚至连房子都没有。”

　　这栋政府没有花费一分钱的楼房，如今，成了展示基层防疫工作的示范点。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十分信任并毅然将24个村、3个居委会以及部队、厂矿、学校，年出栏6万多头家畜、110多万羽家禽的防疫检疫任务全部托付在它身上。

　　兽医们哪去了

　　2005年猪链球菌暴发之后，传统的散养方式开始松动，兽医们难以为继

　　如果碰巧是个大晴天，雨天也好，只要不是雷暴雨，从车江镇下车后，立刻会被一群蜂拥而上的摩的包围，李月喜肯定在其中。

　　车江镇28名兽医，2005年，15个外出打工，3个成为镇上的摩的拉客仔，还有一些老人比如80岁的老兽医李文化，如今靠捡破烂为生。

　　和国家每年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动物疫情防疫建设相比，兽医们并没得到关照，虽然他们承担了防疫项目的具体实施。甚至，这些兽医是没有工资的。以衡南县为例，该县有547名在册兽医，政府从来不需要考虑在这些人身上花费一个子儿。

　　形似承包责任制的畜牧站，站长负责一切的开销支配，包括兽医的报酬。

　　兽医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每年春秋两季的疫苗注射，通常是按每个兽医负责某个村落的责任田划分，逐一收取服务费以及检疫费。而工资模式随着农民养殖情绪的高低发生变化，“最初是，兽医收取的所有费用都要上交，由站里每月返还40元作为兽医的报酬；后来每月固定上交60元给畜牧站，其余的收入归兽医，这时，兽医们每月大概有300元左右的提成；从2004年起，这点收入也不复存在，如果有特殊疫情需要帮忙，站长打电话通知兽医过去，一天多少酬劳，当场结算，跟打零工无异。”

　　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多重压力下的农村养猪户开始锐减。在2005年猪链球菌暴发之后，生猪统一屠宰制度逐渐确立，传统的散养方式开始松动，生猪产量的减少，使得兽医们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

　　2004年5月，湖南省在全国率先进行乡镇畜牧兽医站的改革。要求按行政区划，在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基础上组建承担动物防疫等公益性职能的乡镇动物防疫站，按平均每个乡镇3名编制的标准配备专职动物防疫员。

　　一共有8348人被录用，可以享受6500元／年的工资待遇，并且购买各种保险和福利。这个数字，对于农村庞大的兽医队伍来说，仅仅只是让小部分人成为正规军。衡南县547名兽医，只有131人纳入指标。按照政策，没有得到解决的兽医，自行分流解散。

　　跟国有企业改制中遇到的痼疾一样，这批兽医们晚景凄凉。“当初作为正式工招入畜牧站，解决了城镇户口，在兽医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直到被清退回来后，才发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社会医疗保险什么也没有。”当然，他们也回不到农村种地，甚至不被纳入当地低保体系。

　　在一条短信上，衡南县近尾洲镇兽医谢阳生讲述了兽医的一生，“我1981年拜师学艺，1989年加入栗江区卿云乡畜牧兽医站至今。每次防预工作都少不了我一份，并且在1980年8月21日向兽医站交纳160元管理费。1991年12月18日，衡南县畜牧局新建办公大楼，我集资200元，义务工50天。1994年3月16日向畜牧局交纳转正费420元，杂志征订费5元。”所有付出到了1994年11月6日，换来一本《湖南省兽医从业许可证》。但在2004年的改革中，他属于没有被纳入指标的大部分人。

　　40岁的谢阳生站在小镇的街道上，那天是镇上中学开学第一天，他送女儿报名后，原路返回。雨未停歇，谢阳生四顾茫然，拐一个街角，是近尾洲镇畜牧兽医站的租房，他已经有2年没有接到过任务。

　　饲料厂的专家来看病

　　三天之后，所有打过专家推荐的疫苗的猪，全都死了

　　兽医们都在为生计奔波，刚刚建立起来的乡镇动物防疫站，正如陈柏秀说，仅仅是多了一块牌子。

　　车江镇顺着狭长的公路蜿蜒，最繁华的中心地段不过1000米，却有5家饲料店在开门做生意，而一些村落也有各自的饲料代理点。从外貌和功能上看，这些饲料店跟畜牧兽医站没什么区别。都是竞争关系，最重要的是，畜牧站有的，饲料店也同样具备，比如兽药以及一些动物疾病的诊治。在车江镇，很多饲料店，比如何美莲兽药店老板何美莲，本身就是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兽医，看病打针不相伯仲。

　　乡镇畜牧兽医站的经营色彩模糊了公益性职能，养殖户何亮抱怨说，政府提供的价格信息不全面也不准确，“他们无非也是在推荐他的药品和饲料。”因此，农户们通常依靠在饲料商店中听到的信息来判断未来市场的走向。

　　凭着从饲料店探听来的信息，6月底，何亮从新邵县买了318头猪崽。此时，在肉价上涨的刺激下，猪崽价格全面上升，大的490元／头，小一点的420元／头，他说，“以前是余粮养猪，现在是全部家当投进去一搏。”

　　买回来10多天后，小猪开始发病，眼睛红肿，走路不稳。何亮找到了当地一家饲料代销点。在农村，猪肉价格刺激了农户的养殖热情，也将各饲料厂家的竞争推向了高潮。饲料厂商承诺：凡是购买该品牌饲料的农户，在猪出现某些疑难症状时，免费派出专家前来诊断。

　　在农户看来，这些冠名教授级别的专家甚至取代了乡镇畜牧站的兽医们。何亮家的小猪发病后的第3天，饲料厂商派出一名姓王的专家到了村里。专家抓了2只小猪崽后，却发现忘了带工具，于是交代何亮去买阉猪用的刀片。

　　整个解剖过程持续了3个钟头，从猪的腹腔里将肝、胃、心、肺、肠子一一掏出，然后专家掉头就走，什么也没说。

　　何亮将他送到村口，忍不住问诊断结果，专家说是水肿病和链球菌。而后，专家开了药方，让何亮去抓药。300多元的药方买来后，小猪却慢慢死了。三天后，何亮到镇上找何美莲兽药店，店主打电话咨询专家，一名据称是湖南农业大学的教授在电话里开了药方。何亮当即买药回去注射后，发热的猪从8头增至了40多头。

　　他赶紧找到何美莲兽药店，专家在电话里解释，猪发热是正常现象，不要管它，“第一天是疫苗反应，第二天会减轻，第三天基本稳定。”

　　三天之后，所有打过专家推荐的疫苗的猪，全都死了。318头猪不到一个月，只剩91头。

　　按照饲料厂商专家开出的疫苗药方，导致大部分猪死亡的例子还发生在养殖户王香发、何际明、何际学身上。当48头猪，只剩12头时，何际明才看到专家带来的饲料厂商资料上，明确写着：在猪出现发热症状后，注射疫苗，不但不起作用，反而加速死亡。

　　“每天都有猪死去，每天都抬着猪到后山去掩埋，足足死了一个礼拜。”何际明痛心地说，他质问饲料店老板何美莲，“资料上写得很清楚，专家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专家肯定是真的，人家大老远从长沙赶过来，而且又不要你出钱，难道还会坑你吗？”何美莲说。

　　弃守的防线

　　“除了收卡耳标费，已经两年没给农户的猪和家禽打疫苗了”

　　茶市镇兽医罗三元说，农村的瘟猪、瘟鸡越来越多，乡镇畜牧兽医站难辞其咎。“不是危言耸听，由于没有冷冻设备，疫苗从县城领回来后，分发给兽医，等待兽医逐户注射时，时间过了一个多礼拜，大部分疫苗已经失效；其次许多兽医的技术没有更新，农村基层兽医大多数农校毕业，或者是拜师学艺，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还有学习班，80年代之后，几乎没有业务培训，无法确诊突发的病情。”

　　这些一辈子都行走在农村的兽医们也意识到，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个行业越来越不具吸引力。“十几年前就没人愿意干这活了，”陈柏秀和丈夫都是兽医，但他们的儿子极度厌倦这一行，“就算去广州打工也比做兽医强。”他说。

　　“他们只在买猪的时候出现，为的是收取每头猪5块钱的卡耳标费。”养殖户谭小英这样评价兽医。钉在猪耳朵上的纽扣一样的塑料卡标，象征着已经通过了动物防疫部门的检疫，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车江镇畜牧兽医站57岁的老会计王久成说，每只猪的卡耳标成本在2角钱左右，畜牧站从县畜牧局的拿货价为8角，之后又以2元的价格分发给兽医，兽医再从养猪户收取每只3元(从今年起提价为5元)的卡耳标费。

　　“在近尾洲镇，除了收取卡耳标费，已经有两年没给农户的猪和家禽打疫苗了。”兽医陈祖卫说。近尾洲镇有33个村，2.8万余人，2004年，湖南省乡镇畜牧兽医站改革后，近尾洲畜牧兽医站只有一个防疫员刘向东，站长陈四清因被告发二胎超生，取消了资格。

　　刘向东的妻子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刘在去年就去了广州打工，今年只回来一次，在家待了两天又走了。

　　“防疫期间，刘向东还是回来打疫苗了。”陈四清说，一个男人，每年才6500元的工资，不出去找点活干，怎么养家糊口？

　　陈四清为自己的遭遇鸣不平，他说，“1999年生了个女儿，1996年儿子出生时，我还是农村户口，可以生二胎的。”这个自2001年就在近尾洲镇畜牧兽医站当站长的中年男子如今身处窘境，“作为站长，却不是正式工”。

　　2006年元月10日，他向县畜牧水产局打了增加人员编制的报告，如今也石沉大海。这些状况明显影响到了他的工作情绪。“2005年后，五号病疫苗只打了养猪专业户，散养户今年没有去做(疫苗)。”

　　畜牧兽医站的账本早就丢失了，2000年县畜牧水产局发下来的一台252L的奥西普冰柜，因为每天耗费2度电，也已经关掉了。陈四清认为，搞得好与坏都无所谓，他想过放弃了。

　　但陈祖卫记得，去年4月份，发现近尾洲镇养殖户没有注射疫苗后，他打电话给省畜牧水产总站，5月初，省里来了两个人，打了预防针。但秋季预防针没有打。今年4月份，陈祖卫又打了2次电话，这次却没有音讯。

　　让散户淡出市场

　　养着几千头猪的杜美是获益者之一，但他却重复着散户们说的话：“养猪是一场赌博。”

　　从今年夏天的猪肉涨价中，衡阳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张永亮看到了养殖结构性变化的前兆。和湖南省畜牧水产局的官员一样，他们认为，兽医体制出现的问题，正在逐步改善，而现在最重要的是，湖南省的猪肉供应保持稳定。

　　“通过市场的淘汰，让散户淡出市场，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他说，“事实证明，只有养猪大户，才在这次价格波动中赚钱。”

　　按照这个说法，衡阳人杜美是获益者之一，但他并不这么认为，“我是在赚病死猪的钱，猪死得越多，我赚得越多。”

　　离衡阳市市区10多公里的郊外，是杜美的养猪场。一条落满树叶的乡村路，宽阔而坑洼，直通那座由上世纪90年代废弃的国营养鸡场改造而成的院子。那里终年铁门紧闭，高墙隔绝了外界的联系。拨打电话核实身份后，按指令走进侧门一条狭长的甬道，站立5分钟，头顶的喷雾器自动将巴士消毒液喷洒下来，沾湿全身。之后进到一间封闭的单间，拉亮日光灯，整间屋子弥漫在淡紫色的荧光里。“这是货真价实的紫外线，可以杀死外界带来的病菌。”杜美说着，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百元人民币，在灯光下一晒，纸币上防伪水印一目了然。这个过程还包括填写一份详尽的访客登记表。即便运送饲料的大卡车开过来后也需要消毒，停在门口等待。所有消毒过程，大概需20分钟。

　　养猪场住着4户人家，衣食住行全在这个封闭系统里，他们唯一的工作是照料着几千头猪--包括400多头母猪。养猪的人意识到，“自繁自养，是断绝母体传染的有效途径。”

　　杜美的养猪场代表了政府的对养殖业宏观调控的新方向--“推广标准化、规模化养殖”，衡阳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张永亮说，“通过三年，衡阳市已经实现了5000多户百头猪以上规模的养殖场，我们走在全国前面。”

　　接下来，衡阳作为全国生猪产业大省--湖南省的生猪产业基地，将在两年内把百头规模的养猪场数量翻一番。

　　“让散户在市场中逐渐被淘汰，事实证明，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大型养猪场，有资金基础和技术投入。”张永亮承认，有些大型养殖场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兽医技术远远超过了乡镇畜牧兽医站。

　　“他们高薪聘请大学生技术人才，有自己的实验室，自己配置饲料，这些都是我们不能比的。”这个衡阳市畜牧系统的最高领导说。

　　尽管如此，政府和大型养殖场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沟通。在杜美的养猪场内，40多岁的猪场经理对当地官员有些看法，因为官员把国家用于扶持养殖业的无息贷款指标，按人情亲疏发给了亲戚朋友，“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样操作的，我们没拿到一分钱。”

　　“所有的一切都依靠自己，没有人帮我，没有人提醒我什么时候打疫苗，市场需求有多大，今年流行什么疫病。”

　　大型养殖场在市场预测上具有优势，问题在于他们也很难得到需要的信息以作出科学的决策。没有人发布信息和预警分析。他们担心，一旦有任何一种疫情暴发，眼前的一切将化为乌有。

　　“养猪是一场赌博”，杜美重复着散户们说的话，今年赌赢了一把，“但运气不可能总那么好。”　　

　　兽医的生计

　　衡南县有547名在册兽医，政府从来不需要考虑在这些人身上花费一个子儿。2004年5月，湖南省在全国率先进行乡镇畜牧兽医站的改革，对乡镇畜牧兽医站的人员实行了精简，一大批兽医被清退。衡南县547名兽医，只有131人纳入指标，成为正规军。按照政策，没有得到解决的兽医，自行分流解散。他们大多晚景凄凉。

　　形似承包责任制的畜牧站，站长负责一切的开销支配，包括兽医的报酬。在此背景下，乡镇畜牧兽医站的经营色彩渐渐模糊了公益性职能。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