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我国农村新的致贫因素

警惕我国农村新的致贫因素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三农”问题当中，农村贫困人口问题尤为关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还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820万，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还有可能返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5825万。切实解快农村贫困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其致贫的根源和特点，并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一、当前我国农村出现的新的致贫因素 在传统意识中，一般将农村贫困归咎于个人能力、资源禀赋等原因。当前，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致贫因素。 1、环境破坏型贫困 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是农村人口绝对贫困和返贫的根本原因，而且越是贫困地区，受灾和污染情况越为严重，形成恶性循环。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相当恶劣、交通极为不便、自然灾害频发的偏远地区。由于农业对气候的依赖性较强，干旱、洪涝、冰雹、霜冻、飓风、泥石流都可能造成庄稼减产和颗粒无收，甚至毁灭村庄。安徽省政府2001年7月对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的抽样调查显示，因自然灾害导致贫困的占26．09％，在所有贫困原因中位居第一。而且，随着城市污染物向农村的扩散以及乡镇企业“三废”的排放，农村环境污染愈加严重，这也急剧增加了农民医疗和生活支出。 2、教育消费型贫困 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加速推进，学费日益昂贵，成为多数农民的沉重负担。尽管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所谓义务教育的收费也日渐增长。即使在革命老区江西省，初中生每学年收费也高达700—800元，超过国家贫困线标准（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650元）。高中和大学教育费用更让普通农民家庭难以承受。2001年全国普通院校每年学费平均高达5000元，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11倍。再加上飞涨的住宿费、书费、生活费等，大学生年均花费至少7000元。可以说，一个大学生就能导致一个中等收入的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状态。正因为如此，相当一些农民子弟在日益抬高的教育门槛前止步，农村辍学现象日益严重。 3、人才流失型贫困 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投入产出不高，形成了人才低谷，难以留住高层次人才。据统计，2001年全国农业领域的技术人员有76．8万人，仅占全国总量的2．5％，而且多数居住在城镇。农村自己培养的人力资源流失也十分严重。多数青壮年和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纷纷摆脱土地的束缚到城市打工，每年全国仅跨省域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就达9000万人。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后绝大多数也在城市就业。素质最高的人员大都出走了，广大农村发展缺乏致富带头人。 4、疾病型贫困 由于医疗费用的剧增，农村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现象日益突出。根据对广东贫困农民的调查，贫困人口一般呈现“两多一缺”的现象，即人口数量多、病号多，患病者缺医少药，有19．5％的贫困家庭有人长期患重病。90年代末，曾覆盖全国90％以上的农村合作医疗仅剩6．6％，87．4％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使得65％的农村患者因经济困难应住院而未住院，33％的患者应就诊而未就诊。“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的情况屡有发生。一旦得了重病，整个家庭甚至家族将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据调查，我国农村每年因常见和重大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已高达400多亿元，农村贫困人口中50％左右为因病致穷或因病返贫。 5、信息匮乏型贫困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日益成为财富和竞争力的源泉和标志。但农村贫困人口往往获取、吸收、交流知识的能力缺乏，处于信息边缘状态，难以及时把握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在选择农作物品种、种植方法以及调整产品结构等各个环节具有盲目性，往往出现一窝蜂现象，导致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在销售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信息指导，参与流通的组织化程度低，流通渠道少，即使获得了好收成，也难以实现产品价值，导致丰产不丰收。另外，农村相对闭塞，信息渠道窄。2001年全国城镇人口家庭电话已全面普及，而农村仅为34．11％，移动电话差别更大；在网络通讯方面，目前中国农村用户只占全国总量的0．3％，有些农民在一年中获得的信息甚至不及大都市市民一天获得的信息多。而且，很多农民尚未意识到信息中蕴藏的巨大财富。例如我国加入WTO后，大多数农民对其中机遇和挑战一无所知，了解农业经济信息的渠道主要是道听途说，缺乏主动挖掘信息的能力和意识，在信息社会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 6、政策偏向型贫困 改革开放给我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大批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有不少农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和比较富裕。但在整个改革进程中，利益的天平一直是向城市倾斜的。例如，在许多地方，城市改扩建和道路、机场、水利、矿山等建设，尤其是开发区建设占用了大量土地，但农民及村集体最终只得到微不足道的补偿；农村土地的集中使用使农民失去了生活的最后屏障，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最低收入保障等政策；农村与城市收入相差巨大，却承担着相同的大学教育学费等等。 二、农村新的致贫因素的特点和影响 与传统的致贫因素不同，我国农村出现的新致贫因素具有广泛性、持久性、不可预见性等特点，对广大农村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1、新致贫因素的特点 第一，影响空间和范围的广泛性。一是地域范围的广泛性。新致贫因素在全国范围内都显示出其强有力的影响。如教育收费、疾病等，不仅使西部地区贫困农民雪上加霜，也使东部地区的农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二是影响阶层的广泛性。无论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一旦碰上诸如此类的致贫因素，往往会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特别是刚刚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的大量农民，根本承受不住任何新的贫困打击。 第二，影响时间的持久性。新的致贫因素作用力大，影响探远，贫困农民往往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都在贫困线上挣扎，难以脱身。如教育问题，农民要供养一个大学生，往往从其上学甚至直到毕业的前几年，家庭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但如果农民不能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则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积累贫困，陷入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这样一种贫困代际传递而难以自拔的境地。同时，在城市人才高地优惠条件的吸引下，各种人才也难以在农村扎根，农村人才外流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有效控制。 第三，影响的不可预见性。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疾病、环境污染等，都是难以预料的，但带来的影响又是巨大的。如1998年的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400多亿元，给成千上万农民的生活造成极大冲击。农民在平时不注意预防疾病，一旦主要劳动力积劳成疾，整个家庭会立即陷入贫困。 2、新致贫因素的影响 在几种新致贫困素的综合作用下，不仅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对于农村基层政权、生态环境也带来严重隐患。 第一，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近年来，由于农村新致贫因素的出现及其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农民经济收入增幅下降。而且由于收入预期下降，广大农民难以放心消费。尽管国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启动农村市场，但收效甚微。同时，它阻碍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尽管我国通过“八七”扶贫计划等重要举措，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但总量还很大。 第二，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农村新的致贫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危害更大。近几年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差距在明显扩大。贫困农户致富无门，严重扭曲了一些农民的心灵，削弱了他们昔日那种吃苦耐劳的生存意志和竞争精神，并导致精神上的扭曲，许多人为此走上了犯罪道路，形成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同时，由于贫穷引发的社会悲剧也时有发生。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因10元钱的辅导材料费而自杀。更为严重的是，个别地方的基层党组织由于不能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而威信渐失。 第三，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众所周知，贫困农民主要居住在生活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生态系统相当脆弱，人口承载力很低。但恰恰这些地方的农民多以农为主，靠土地吃饭，且大多是粗放式经营。为维持基本的生存保障，他们只能加大垦荒力度。但由于生态环境破坏的报复，他们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导致人地关系急剧恶化，形成灾害—贫困—更大灾害—更贫困的恶性循环。 三、根治农村新致贫因素的对策建议 降低农村新致贫因素的影响，减少贫困人口，是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重大战略问题。在21世纪初期，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的主体作用，坚持城乡一体化、产业多元化、农民现代化、社会保障全面化，以消除或减少农村致贫因素，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1、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强化城乡协调发展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后，温家宝总理在接见各国记者时指出：“城乡协调，就是要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一是迅速提升城市化水平。2001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37．7％，8亿农民依靠不到19亿亩的耕地生活，难以摆脱贫困奔小康。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为此，要依托城市这个载体，通过各种手段变农民为市民，把剩下的农业劳动者逐步变成独立的现代农业经营者，形成比较合理的人地比例关系。二是增加对农村的有效投入。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减少贫困、消灭贫困都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政府应该为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1998年至2001年，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累计投资达1900亿元以上，但绝大部分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等大项目。今后应增加乡镇范围内与农民增收密切相关的小型基础设施和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的投资，尽快建立健全市场反馈体系、科技推广体系、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知识化提供支撑。三是逐渐淡化政策上的城市偏向。要逐步取消城市居民的特殊待遇，同步增加农村居民的公共福利，从政策和机制上为城乡一元化创造条件。四是建立和谐的城乡关系，充分发挥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通过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共建、制度改革等带动周围乡村发展。农村也要发挥主动性，利用其空间、生态、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承接城市经济的分化和转移，利用比较优势和城乡经济的合理分工获取最大利益。通过促进城乡经济、文化、生态的相互渗透，形成城乡经济共同体，最终实现共同繁荣。 2、加快农村产业多元化步伐，培育复合经济增长点 要适应市场多元需求，培育多元农村产业，形成更多的农村经济增长点。一是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农业产业化是引导农户进入市场、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形成农业积累机制、抵抗农业风险的最佳选择。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配套政策，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持、服务、保护”功能，强化龙头企业的带动和关联作用，激发农户的内在动力，实现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化。二是转变和提升农业内部结构。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要适应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休闲农业等。三是加快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抓住当前城市“退二进三”、“腾笼换业”的机遇，促进乡镇企业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结构的优化，实现二次腾飞。同时要根据农村生活和农业发展切实需要，大力发展信息、技术、销售等农村服务业，提高农民在本地的消费水平。 3、推进农民现代化，提高脱贫致富能力 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一般较低。提高人口素质，推进农民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是实现脱贫致富的治本之举。一是提高精神素质。调查表明，贫困人口大都有保守、求稳和依赖心理，信奉成事在天，害怕市场风险，习惯于国家给钱给物。“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为此，应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鼓励农民继承和发扬勤勉、节约、团结、协作精神，坚持自力更生，增强市场竞争意识。二是提高文化素质。贫富差距同教育差距是分不开的。2001年7月，安徽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抽样调查显示，家庭主要劳力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85。为此，在继续强化农村义务教育的同时，要加强贫困地区培训力度，提高科技素质，通过科技和人力资源开发，促进自然资源开发，开拓致富门路。三是提高身体素质。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形成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发挥其在农村防病、方便农民就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4、实现社会保障全面化，增强农村防御风险的能力 社会保障具有防止非贫困的农民沦为贫困和帮助贫困农民摆脱贫困的双重功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贫困人口的大安全网。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加快建立健全起包括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在内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覆盖范围广域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建立农村基本社会保险体系。截止2000年底，全国只有7400多万农村居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占全部农村居民的11．18％，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接近于零。这与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21世纪初期，要着力建立覆盖农村的保险体系。当务之急是通过政府、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等）等各方力量，在广大贫困地区建立起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在部分地区推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二是要强化社会救济。对于国家来说，社会救济是一种应尽的责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为此，要转变“重保险、轻救济”的观念，借鉴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经验，继续加强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