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将走出怎样的独特道路

　　中国农业将走出怎样独特道路

　　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黄宗智先生

　　我今天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农业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未来是不是必定要靠机械化来节省劳动力而做到规模经济效益，必定要像美国的大规模农场那样？是不是唯有那样才能够提高务农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出路又何在？

　　一、家庭农场更具生命力

　　先从这个食品消费讲起。中国人民的食品消费，在近三十年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旧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基本上是一个八一一的结构，也就是说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水果这样一个结构。但是近二十年来，它已经快速地朝着这个四三三型在转换，也就是说四成粮食、三成肉食、三成蔬菜水果。最大的变化在于畜、禽和鱼，以及水果和蔬菜的生产上，两者都增加了大概有四、五倍。现在这个转换，已经进入到中晚期了，我们估计大概在二十年之内会结束。那么中国的农业结构，顺应食品市场需求的变化，也在转型，咱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是这个农业结构的变化形成这个消费转型的可能。

　　这个变化，虽然非常急剧，但是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一直没有变，那就是中国的农业到今天，仍然是以小规模农场加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为主。这个部分原因，当然是出于当前的产权制度，这个按一村一村按人口来分配承包地，使用权是属于一家一户的，所有权是属于集体的，国家呢，保留这个征用特权。在这样一个产权结构下，当然只可能形成小规模农场。从西方的标准来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国的平均农场不到十个播种亩，而美国的是六百亩，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只可能在更高度的城市化和更高度的农村人民更多地转移到城市以后，才可能实现。因为唯有那样，才可能做到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农场。规模经济效益，它不仅只是亚当·斯密这个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其实也是左派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我们要是回顾一下当时这个集体化时期，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但这样的观点，其实来自于对中国农业经济史的一个很基本的误解，因为中国农业在人口的压力之下，在近六个世纪以来，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要在小规模家庭农场上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口压力这个现实，它迟早会是（前）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所指出的，一个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就是它既是一个消费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它的生产行为，能够被它的消费需要所直接影响。

　　也就是说在人口压力下，它可以被逼为生存的需要，而一再提高它的劳动投入，即便是它这个边际报酬下降到低于这个劳动市场的价格水平，在逻辑上可以一直达到它这个边际报酬相当于零。因为如此，家庭农场它在历史上，其实比这个以利润为主和以雇佣劳动力为根据的经营式农场，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因为它能够接受更低的劳动报酬，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接受更高的地租，也就说明它能够支撑更高的地价，因此它其实有能力可以排除经营式农场。

　　在中国华北平原，当时只有10%的耕地，是在经营式农场底下的，也就是说依赖雇佣劳动和以利润为主的这种农场，90%都是家庭农场。而在江南平原，因为棉花经济比较发达，丝绸经济也比较发达，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棉花是纺纱，丝绸是缫丝，这两种活动，当时都由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吸收，就是说小孩、老人和妇女，而它的报酬只到粮食种植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但是，就从明清之际开始，已经逐步消灭这种大的经营式农场，到二十世纪（江南平原上的经营式农场）早已绝迹。它已经证明，比靠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场，更具有生命力。

　　这样的历史背景，其实它是六十年代农业现代化的一些先决条件，正因为有这样密集的人口，当时你看这个拖拉机它所起的作用，主要并不是节省劳动力，而是促使劳动进一步密集化。怎么说呢，原来在江南地区，他种的是一年两茬，单季稻，然后是冬小麦，拖拉机来了之后，它使种植早稻变成可能，因此呢，当时可以大规模地种植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当时的口号是"消灭单季稻"。

　　而农业呢，用我的这个分析概念来说，农业当时是仍然在那里过密化。所谓过密化，就是边际报酬递减，尤其是第三茬特别明显，相对这个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说，你这个报酬是递减的。那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到进入新世纪之后，我说有所谓三大历史性的变迁：第一个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到了九十年代体现于这个每年劳动力自然增长的下降;第二是城镇化，包括农民工的大规模的非农就业，这第一和第二个趋势交叉起来，就形成第一次中国务农人员从九十年代3.41亿的高峰，每年以2%的速度逐渐递减，也就是五、六百万人一年，到了2000年，已经降到三亿以下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迁。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三大趋势，就是消费结构的转型。正是这三种不同来源的巨大的趋势，它们的交汇，使中国农业在今后这几十年中，可能可以去过密化。

　　二、中国前途在小规模农业

　　去过密化的道路，将不会是美国式的机械化和规模经济，而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园艺业和养殖业。一个例子，是这个塑胶棚蔬菜的种植，它一般需要四倍于露地蔬菜的劳动力，而它的收获能够达到相当或更高的比例。那么在土地相对人口来说严重稀缺的情况下，你用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来尽可能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它毋庸说是具有一定的经济理性的，而这个正是东亚的模式，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近几十年的模式，它和西方的模式有基本的不同。

　　比如说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它是靠牲畜的使用来节省劳动力；比如说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它是靠机械化和用化肥来节省劳动力。至于园艺业呢，相对粮食种植来说，其实在前现代的时期，它已经是一个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生产，在十五到十七世纪里头，荷兰的最早期的经济发展，其实园艺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的集体化时期，当时蔬菜主要是由自留地来种植的，而这个蔬菜需要两、三倍于粮食的劳动投入，它的收获价值也等于是两三倍于粮食。

　　自留地的制度，它所起的作用，就是允许众多不同的小量的劳动投入，我们可以把这个今天的塑胶棚蔬菜的种植，看作其实是自留地的在新时代的延续和扩展，它所附带的是我们可以称作为小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刚才说了（劳动）密集蔬菜生产，它需要的是小量，但频繁和多样的手工劳动，不容易纳入亚当·斯密型的那种社会分工和规模经济效益，那高档的跨季节的塑胶棚蔬菜尤其如此。有机的绿色农业，同样主要依赖是手工，而不是机械的这种生产，更不是化肥了，园艺业的手工劳动其实是典型的，不是具有规模效益的大型生产。

　　这种效益，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用余菜剩饭来喂猪，用猪肥来肥田，这是一种范围经济效益。更好的例子，比如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它用桑叶来喂蚕，蚕粪来喂鱼，鱼粪和塘泥来肥桑，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英国的农业革命里，看到同样的这种逻辑，当时典型的诺尔福克（Norfolk）四种作物的轮作模式，它用芜菁和三叶草来喂牲畜，来恢复地力，然后用牲畜来节省劳动力，来耕田，这些都是由单一的生产单位，来同时进行两种相辅的产品，这样一个逻辑思维，范围经济逻辑跟这个规模经济逻辑很不一样，

　　但是，仅凭刚才说的这几种经济效益呢，它不能充分解释，新时代中国小农场的生命力，你要是要为城镇或者长距离的国内外市场来生产产品的话呢，你一定要有另一种经济效益，我这里称作为纵向一体化的效益。

　　怎么说，就农产品它需要加工和销售，它一种可能是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每一个环节，比如说一个农场，可以为储藏，为加工，为运输，为销售等来分别一一订立合同，但是这样很明显很不经济。在西方国家，这样的效益，大多来自公司的组织，那么这里科斯的理论，就有一定的解释力，根据他的分析，公司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而根据科斯的分析，一个公司的大小，它取决于什么，就是进一步扩大这个公司的成本和在自由市场上，订立契约的这种边际成本，它两者的对比。

　　在西方的经济史中，这样的由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一般都是伴随着一个公司的横向一体化，也就是说组织大规模农场，由此来做到亚当·斯密型的规模经济效益，但是在中国呢，这一切都很不同，我们已经看到，小农农场仍然是主要的生产单位，没有横向一体化，但是它需要向资本主义公司所提供的纵向一体化来跟大市场打交道。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的中国农业管理人员，所采用的概念，是产、加、销和贸、工、农的一体化，用的主要是两个词，一个是我们刚才用的纵向一体化，另一个，是产业化。

　　那和资本主义公司不一样，中国采用的概念，可以用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来表述，比如在耕种的层面，最佳规模是小农场，在加工的层面上，就不一样了，有的食品加工程序，可以用上工厂式的组织，和一般意义的规模经济效益，中国在食品，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

　　但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销售本身也需要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一个要是广为人知成规模的品牌，它具有个别生产者所不可能做到的经济效益，在这样的需要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它采用的方法，是想方设法来创造地方性的品牌，他们在努力创建一村、一镇，甚至或是一县的品牌，以上这种不同层面上的不同规模和组织方式的结合，乃是今天中国农业纵向一体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