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猪价过度波动稳定生产的出路何在？

    国家发改委监测，6月份第1周全国猪粮比价为4.76∶1，连续18周低于盈亏平衡点，连续4周低于5∶1。农业部监测全国6000个养猪户，4月份亏损面达到56.2%，主产区亏损尤为严重，出栏1头100千克的肥猪亏损额超过200元。

    猪粮安天下。年年说猪价，猪价为什么频繁坐“过山车”？稳定生产的出路何在？

    猪价波动怎么看？

    ——正常波动有利优胜劣汰，波动过大影响产业的健康发展

    有人说，近几年猪价像坐“过山车”，政府越管波动得越厉害，现在不光是“市场失灵”，而且是“管理失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甚至是个别人的炒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是由价格调节进行资源配置，没有哪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不随着供需的变化而变化，不波动反而不正常。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生猪生产和价格在1985年、1988年、1994年、1997年、2004年、2007年经历了6次明显波动，主要标志是价格的年环比增长超过10%，其中，有3次大波动，价格的年环比增长超过50%。

    改革开放以来，猪肉产量从1001万吨增长到4889万吨，全国生猪年出栏超过6.45亿头，饲养量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与养猪作为家庭副业的时代相比较，今天猪肉供应问题更加敏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猪生产和价格波动问题。因此，生猪价格波动不是新情况，只不过是最近几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更复杂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更明显了。客观地说，生猪市场正常波动有利于产业优胜劣汰，但波动幅度过大则会严重影响到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

    过度波动原因何在？

    ——产业化水平低，市场环境日益复杂

    造成我国生猪生产和价格过度波动的主要因素有以下3个方面。

    生猪生产规模化、产业化水平较低 多年来，我国养猪业一直没走出大起大落恶性循环的怪圈，重要根源就在于生猪养殖过于分散，产业化水平太低。散养户缺乏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和预测能力，具有很强的从众心理，经济行为带有相当程度的同步性，直接加剧了生猪价格波动的幅度。目前我国约有6500万养猪场（户），每户增养1头猪，全国就增加10%的猪肉产量。同时，我国肉制品深加工的比率仅占肉类产量的15%左右，这些因素决定生猪供给的库存调节回旋余地很小。长期以来，生猪生产、销售、加工、流通等各环节利益主体关系松散、利益分配严重失调，在产业链条中，养殖是一个最弱势、最不稳定的环节，周期长、风险大，供给过剩时除了亏本出售没有退路。

    疫病、市场环境和社会舆论等因素影响日益复杂 这些年，每当疫情暴发，生猪价格便快速下滑，而疫情过后，往往又供不应求。2009年4月下旬，墨西哥暴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起初被媒体称为“猪流感”，消费者恐慌，4月30日一天，出栏活猪价格每千克就下降了近1元。后来，农业部部长走进养猪场对媒体说，“猪肉可以放心吃”，肉价又蹿上去不少。社会舆论对猪价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原料市场波动等外部市场环境对生猪市场的影响也较为复杂。

    受宏观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猪肉的生产和消费此消彼长 历史表明，每当GDP增长速度超过10%时，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都要经历一次大的高峰期，当GDP进入平缓增长状态时，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又要进入低谷期。

    农业部畜牧业司巡视员陈伟生分析，目前千家万户养猪的分散局面在一定时期内还将持续，各环节利益联结松散的产业模式短期内难以改观，生猪价格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可能还会比以往幅度更大、更加频繁。

    养猪主力军谁堪担当？

    ——分散养殖之路越走越窄

    有人认为，散户养猪有很多优点，可以利用农副产品下脚料，解决农村就业，机动灵活。诚然，在偏远山区和欠发达地区，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的的生猪散养确实有存在的空间。“但13亿人的吃肉问题，靠小户和散户作为养猪主力，将来是行不通的。”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各相关场合反复强调，从产业发展的长远考虑，我国生猪产业必须走从规模化到标准化、再到产业化的发展路子。

    从保障供给的角度看，必须以规模化养猪为主体 散养户和小规模户养殖基础设施薄弱，饲养技术落后、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同时，组织化程度比较低，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能力较差，有利可图一哄而上，无利可图一哄而散，加大了供给保障的风险。

    从近些年饲料和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情况看，添加“瘦肉精”等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个别小户和散户中 与规模养猪场相比，这些不法养殖户违法成本低，产品无法追溯，监管难度大。

    从推进产业化的角度看，屠宰加工企业一般要求养殖环节进行标准化生产，并具备相应的规模，形成稳定的原料基地 小户和散户难以满足屠宰加工企业的要求。比如多数屠宰线都无法接受散户饲养活重超过150千克的生猪，散养生猪的瘦肉率也比企业要求的低。

    近些年，动物疫情形势越来越复杂 据统计，目前各类动物疫病有220多种，而大饲养量、大市场、大流通，对疫病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近几年调查情况表明，在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发生的时候，最先倒下的是大批的散户和小规模户。

    调控手段怎么用？

    ——《预案》打破“两赢一亏”传统定势

    猪肉在城乡居民“菜篮子”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13亿人的吃肉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也不能依靠国际市场。如果任由市场自发调节，供给与需求轮番波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呈蛛网状交织，容易出现经济学中所说的“蛛网现象”。经济学家论证，生猪市场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所以单纯依靠市场自我调节，不但不会抑制波动，反而会加剧波动。

    2007年生猪供应紧张，生猪价格大幅上涨。中央果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对加快生猪生产的恢复、控制2008年物价的快速上涨起到了关键作用。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就收到显著成效。受2008年生猪生产快速恢复、产能相对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2009年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加上突如其来的甲流疫情冲击，4月底～6月中旬，猪粮比价连续7周低于6∶1的盈亏平衡点。政府及时启动了《预案》三级响应机制，两周时间就逆转了生猪价格持续下滑的势头。2009年全年出栏1头商品肥猪平均净利润达150元左右，仍处于正常盈利区间。2007年、2008年、2009年实现3年养猪均有盈利，打破了“两赢一亏”的传统定势。

    当然，对生猪生产进行宏观调控不是消除波动，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尽量避免由于过度波动造成资源浪费和产业损害。陈伟生表示，由市场主导来促进产业发展，由政府调控来保护产业发展是目前保持生猪生产稳定发展最现实的选择，但许多措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发展方式向何处转？

    ———规模化、标准化饲养时机成熟

    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受比较效益影响，散养生猪的农户明显减少，规模养殖发展势头看好，加快推进生猪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条件逐渐成熟。特别是2006年～2008年生猪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后，全国生猪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2009年年出栏50头以上的场（户）生猪出栏比率达61.1%，比2006年提高17.1个百分点。在市场拉动下，各地推进生猪规模养殖发展劲头较足，行业内知名的产业化龙头企业纷纷延伸产业链条，建设高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成为带动生猪规模养殖发展的重要力量。

    高鸿宾表示，今后一个时期，要加快推进生猪产业发展方式转变。

    第一要在积极发展规模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标准化，通过推行规范化生产，为加快推进产业化奠定基础。美国从1968年～2002年，猪场数量从96.8万个下降到7.5万个，生猪存栏量却一直维持在6000万头左右；猪场的平均存栏规模从1954年的26头增长到2002年的782头。

    第二是大力推进产业化，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养猪场（户）的市场问题解决了，产品有了稳定的销路，出现大波动的风险就会降低。欧洲在经历几百年的发展后形成了“养殖户+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企业”的模式，日本则采取了“养殖户+农协+公司”的模式。这些产业模式都保护了养殖户的利益，分担了产业风险。

    第三是通过防疫制度化来提升防控水平，努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生猪重大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