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农民去年养猪几乎都不赚钱

　　全国人大代表刘永好今日称，农民去年养猪几乎都不赚钱，因为原材料价格都上涨，而猪价却在下降。他同时表示，农民本来就亏，该扶持的时候，国家进口猪帮了倒忙，不是国家有意这样的起反作用，而是由于周期安排的问题。

　　刘永好代表认为，猪肉，肉食品对CPI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农产品(5.88,-0.06,-1.01%)的价格上涨，涨的快，CPI一定涨，农产品价格跌，一定跌，去年年底，CPI最低是跌破了2，是一点几的，那个时候猪肉价格最低，城里面很高兴，物价不涨了，特别高兴，终于调控达到目标的，但是我们城里人高兴的同时，我们养殖户农民朋友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因为去年差不多一整年，毛猪收购价格平均是15块左右一公斤，而在2011年的9月份最高，是24块一公斤，从24块钱一公斤到了15块钱一公斤，降9块钱，降了多少，养猪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农民去年养猪几乎都不赚钱，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赚钱，而且有相当长的时间，猪肉价格是在14块钱，相当长一段时间，从15降到14块。

　　第二，玉米、黄豆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几，饲料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几，而毛猪的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几，所以说农民是在流着泪的，养猪、养鸡什么的都一样的，所以说去年很糟糕，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他还提及，另外还有一个现实故事。

　　2011年的时候猪价格最高，那个时候猪不够了，猪肉价格涨到24块钱了，CPI涨到很高了，这个时候研究过去，研究过来，在价格最高的时候，就准备进口猪，这个美国说可以，进口猪是好事，鼓励、支持，但是我的猪没有现成的搁在这儿，我帮你养，养成了半年以后给你，中国签订了半年以后供猪协议，当时价格最高的时候猪没来，当国内的猪肉价格降到了25块，最低的时候，国外的猪回来了，国外进口的猪一冲击，使我们从16块降到15块，又降到14块，农民本来就亏，该扶持的时候，国家进口猪帮了倒忙。

　　可能老百姓不明白，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座的都不明白，都认为国家的猪肉调节起到作用了，这一次起到了反作用，但不是国家有意这样的起反作用，而是由于周期安排的问题，因为养猪的波动太大，一年涨，一年跌，大概三四年一个周期，所以说去年价格最低的时候进口又来了，进口一来，一冲，价格更低。

　　人大代表刘永好2013全国两会媒体见面会文字实录：

　　刘永好：谢谢各位朋友，30年来在国家的整体格局下，我们的企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和发展，已经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的民营企业。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的农产品市场和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但是我们的农产品生产单位众多、农户众多，规模小。现在国家的经济在发展，在转型，特别是农业经济的转型，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要转型，未来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农牧企业，更重要的是，要引领我们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我们不当大王，我们未来是现代农产业的服务商，服务员，服务更有利与现代农业的发展。把这些小农做成中农、大农，这是我们规模化、产业变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当今中国农村“三农”解决的过程。

　　今年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两会”即将召开，作为人大代表，我将继续关注“三农”问题，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并就相关建议与大家沟通。

　　记者问：关于发展家庭牧场政策的建议，政协委员也提到，要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和专业养殖大户，这样的一种农业经营突起的变革，会为新希望(13.42,-0.50,-3.59%)这样的大型农牧企业带来怎样的变革?

　　刘永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过去7、8年，一直在走这条路，我们不是剥夺农民的生产和发展的权利，是要帮助更多的农民和公司一块儿进步和发展，把它逐步做大，成为家庭的农产，同时，帮助他们建立一系列的服务，六七年以来，我们的企业差不多每年销售递增超百亿，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年都带动了一大批农民朋友，在和我们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收入也大幅提升。当收成不太好的时候，他们通过养猪、养鸡等，和公司的合作，他们的收入基本上达到外出务工的水准，当市场价格比较好的时候，他们的收入，将远远超过外出务工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种格局，进行种源、技术、金融、市场、加工一系列的服务，使农民成为产业链环节当中重要的一分子，共享产业链带来的价值。国家提出新型农业经济组织，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实际上这方面我们探索了好多年，今后在这种公司加家庭农场加合作经济体制这个体系里面，将会发展的更好。这其中，家庭农场包含了家庭种植，还有家庭牧场。

　　记者问：在畅谈新希望未来30年的工作当中提到了家庭农场，一号文件也重点说到的这个问题，关于家庭农场，一般都是一些抽象化的概念，现在这个试点进行的如何，而且在未来的日子里，您印象中的家庭牧场的环境应如何。

　　刘永好：关于家庭农场的概念确实比较模糊。以前养几头猪，或者是养十几只鸡，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城市经济发展，很多人进城了，在家里拿养猪来讲，一头猪赚3万块钱，你不养100头猪的话，就挣不到3万块钱，这种就逐步被淘汰，养猪户一定要养得比较多，当你养的多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单纯的农民，而是家庭农场主，大户集中的格局很快形成，养鸡也是如此。我想我们的龙头企业和合作社要做的事，就是把家庭农场联合起来变成合作社，以合作社为主体，龙头企业参与与领导。今后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农场，他们都有相当的规模，同时有龙头企业进行一系列的服务，这就是现代农业。

　　记者问：去年“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您的“两会”建议里专门有围绕城镇化的建议，不知道您提的就地城镇化和就地市民化这样的建议是从哪个角度考虑，或者说是现存的什么问题什么现象促使您提这个问题，您觉得新型城镇化的这个新应该新在哪里?

　　刘永好：很好的问题，我谈谈新型城镇化，在城镇里边，不单单是有生活，而且还需有生产，还需要能够安居乐业。现在我们两个极端，北京、上海省会城市都发展的很好，但是到农村一看，差别特别大，农民的经济发展条件很差，而发达国家，他们农村、城市差不多，某种角度可能比城市还要好，所以说新型城镇化在新格局下，农村、城镇一样享受同样的水电气、道路、交通、环境和社会保障学校的覆盖。第二，不但是生活，还需要有生产，所以生产又跟我们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结合起来，我们搞家庭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做到有收入、有来源，生活比较便利。第三，就近城镇化就是年龄偏大的人群，我们和他们合作，动员他们成为家庭牧场的场主，我们给他规划，帮助他们，给他一些援资，支持他们贷款，技术上一系列配套。因为他们最努力、最积极、最现实，而且最能够吃苦，慢慢成为新型的农场主和合作社的一员以后，经过多年的发展，他们的收入倍增，还清银行贷款，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一员了，在这个小城镇里面，他们有生产，有生活、有家庭，有历史，有现实，这是非常值得可取的，叫新型就近城镇化，他们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主体。另一方面，建议国家对新型城镇化给一些基础设施条件，一些支持和辅导。还有一个原因，新型城镇化还可以安置一部分老年人，对促进当地的服务业发展非常有益，同时对老年人的尊重非常好。

　　记者问：我听到您在讲家庭牧场的时候提到合作社，您这个合作社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关于家庭牧场的问题，新希望在家庭农场这个模式里面，能够在哪些地方提供服务，会起到哪些作用。

　　刘永好：我们先是分区域，在某一个区域建养猪体系，通常建30—40万头猪，分好几个区域，而这些不是一个农场建的，是由几十个、几百个家庭农场和公司结合起来，这几十个、几百个家庭农场可以和公司联合组建合作社，而这个能够保证我们家庭农场的权益，在这个合作社里面，按照合作经济法，农民占主体，增加农民的话语权，合作社是个组织，他的谈判地位增强了，这是国家鼓励的，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组建这样的合作社，就是通过合作社，把家庭农产和龙头企业衔接起来，很多事通过合作社来帮助解决，同时国家对这种合作社一定要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今年一号文件提到，国家的政策、补贴，要向合作社、农场、新型农业倾斜，是对的，但是怎么样落到实处。我建议，国家像大省、大县一样，每增加一吨粮补贴多少钱，跟我们的畜牧业也结合起来，合作社增加一头猪，补贴多少钱。

　　记者问：我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建议的具体内容，比如说对小微企业或者说中小企业的一些建议。

　　刘永好：小微企业比中小企业还要小，很多刚刚创业的都是小微企业，还有很多家庭农场大部分都是小微企业，因为农民要建自己的农场，没有背景，也没有很多人支持，这个时候急需得到帮助，就是说为小微企业服务，已经成为时代的一个主要声音。他们钱不多，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也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他们要创业，更多的靠自己勤劳的双手，靠自己的意志打拼，这个时候，怎么给他们帮助、支持，从政府的角度讲，建议从注册上给他支持，另外从税收上给一些帮助，前期给一些倾斜。第三，他们贷不到款，民生银行(9.49,-0.69,-6.78%)在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好，为我们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服务，民生银行做小微，已经做到全国的前列，大概有3000多个小微贷款。为小微企业服务，为中小企业得到支持，这是全社会形成的共识，不但政府支持，我们的企业也要帮助他们，金融机构也帮助他们，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创业型的社会，创业型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才更有发展，从而社会才公平。

　　记者问：关于四川猪业养殖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建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具体有哪些措施，现在出现很多大学生，他们放弃高薪开始回家养猪，包括一些企业，比如说互联网企业，他们也在开始进行养猪，您对他们分别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

　　刘永好：这里提到了鼓励支持四川养猪，因为谁都知道，四川是人口大省，历史上四川是养猪大省，“川猪安天下”。但是经过这30年的发展，现在四川的养猪出现了一些问题，四川人勤劳、勤奋、勇敢。四川的人均土地少，所以养猪以前小规模养最有优势，现在四川的粮食不具备优势，玉米、黄豆都要从东北外调，养猪优势就开始减弱，这是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国家给这些西部区域多一些政策倾斜，支持规划好的养猪场的建设，支持西部的养殖合作社，支持四川的公司、农户合作体系的建设，支持产业链的建设。我是四川的人大代表，站在四川的角度，希望四川的猪今后也能够在全国有相当的影响力，四川的生猪肉品供应全国是对西部问题解决的一个好的出路，是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考虑的。而四川天气很好，有养猪的传统，政府也比较重视，有一些养猪的基础，我觉得做好有可能。

　　记者问：您觉得现在中国的农牧企业和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差距有多大，主要在哪些方面，您的建议有一条是发展现代农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话语权的国家队，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刘永好：非常重要的话题，刚才讲到中国是农产品最大的生产国和最大的效益国，但是我们的农业企业规模都特别小，这几年的努力，我们企业算是相对比较大的了，但是跟国际比，仍然很小。我特别感慨的是，农产品的供应上，现在国家全球的粮食，包括黄豆、小麦、大米、玉米、农产品的这种贸易、加工、流通和生产，几乎被ABCD四大粮商所控制，我们的采购、运营、体制上简直没有话语权，这跟我们国家是最大的市场相矛盾的，对国家极为不利。怎么样让我们国家有一些企业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进步，达到世界级的标准，有国际话语权，这是我们国家努力的竞争力所在，我觉得非常必要。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在面上大力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益，另一方面，建议国家要支持鼓励一批国家级的国家队，农产业的国家队，能够跟国际级的较量，有话语权，通过他们的市场行为，在国际上有我们的声音，有我们的影响力，今后避免国际粮食的话语权、定价权、促使权完全掌握在这些跨国大公司手里，我是站在这样的角度考虑的。在国家资本下，打造有世界竞争力和有国际话语权的龙头企业，这些龙头企业代表国家，市场上才能竞争，这是我的梦想之一，我的梦想就是：一，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我们企业成为其中一家，第二，中国有一些农业话语权的国家队，我们企业成为集中一家，第三，通过我们的努力，引导、帮助大批农民朋友，通过现在规模化、现在农产的合作社的方式走上发展，解决肉类的供应和安全问题。我的梦想分为三个部分。

　　记者问：去年粮食的进口创新高，大家对这个又比较担忧，有专家提出，现在国家的安全问题主要是饲料的安全问题，所以您能够谈一下，今后饲料粮的问题会不会有一个缺口，您讲到的开放要用粮的建议具体是怎么样，特别是像玉米、大都的政策，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刘永好：历史上，中国把粮食，是大米、小麦、黄豆、玉米，主要是这几个统称为粮食，但是，实际上，由于我们土地面积和品种的由于，规模由于，我们的大豆现在可能只有20%，更少，70%、80是进口的，要增加3亿亩地，我们总共18亿亩地，增加3亿亩地种黄豆，不可能的事，因为土地面积的问题，规模化的问题，所以说现在黄豆几乎是70%、80%是进口的，以后还会继续。第二部分，剩下的就是大米和小麦，大米我们国家比较有优势，尽管有进口，但是也有部分出口，基本上能满足，小麦，我们国家进口稍微多一些，但是基本上能够平衡，因为现在老百姓吃的最多的是口粮，老百姓吃什么，玉米吃很少了，作为蔬菜、辅品，而红薯那些吃的很少，所以国家历史上一直保口粮，其实我们应该把口粮和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分开来，黄豆应该说是粮食的一部分，实际上黄豆进口的绝大部分是做饲料的，因为饲料的来源是黄豆，实际上黄豆是饲料为主，人吃的是为辅的，一吨黄豆榨的60%以上的价值是豆柏，30%到40%是油，但是我们的黄豆进口已经没办法，不放开也要放开，因为我们需要自由，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蛋白质，没有那么多的鱼，没有那么多的肉，这是已经放开了，黄豆进口已经放开了。但是这个放开，我觉得非常不利的是被外资也垄断了，国内资是不够的，占的很少，因为我们没有国家级的队伍，国内的黄豆加工企业都不行，很少，所以我就讲，国家应该是把粮食分为两种，一，口粮，口粮就是小麦、大米，坚决保，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人口食用粮食基本来讲，谁都供应不了我们那么多，这个必须保。国家建立粮食储备体系一些政策。第二，饲料用粮和工粮，饲料用粮保护黄豆、玉米、大麦，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豆类，这些叫辅助用粮，其实黄豆一定要做，把玉米也纳入叫做饲料用粮或者工业用粮，适度的市场化，我们多了可以出口，少了可以进口，建立这样一个适度的放开，通过这样放开，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们的肉是靠养殖来的，养殖就是靠这些玉米和黄豆，像黄豆放开了，玉米没有放开，看看我们30年来国家的进步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我们的资源和我们大量的进口石油、铁矿石，大量的经过加工增殖，变成了鞋帽、衣服，又出口，这个过程中，锻炼培育了我们的工业产业，培养了我们的国际工业生产的加工能力，同时以我们数以亿计的生活水准得到了绝大的竞争，从而，使我们有国际竞争力量。假如我们当时不进口这些石油，反而进口这些衣服、原料，进口这些机器设备的话，我们就惨了，所以进口铁矿石、石油是对的，通过加工增值再卖出去，非常好。

　　假设说我们放开玉米、小麦，我们的食品工业大发展，因为我们做食品工业非常有优势，我们规划一些食品加工的企业，在满足食品需求，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还大量的进入国际市场，这样的话，会培育我们的食品工业体系，会对国家创造税收，会解决更多的就业，拿我们的增殖上大台阶，这对国家无疑是有益的。去年我们国家上万吨肉体，包括猪肉、鸡肉那么多，走势也很厉害。你不进口玉米、黄豆，反而进口肉品，这样就剥夺了我们农民养殖的权利和价值，减少了税收，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我觉得国家应该出台一个政策，把饲料用粮放开，多了可以出，少了可以进。在保证口粮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进口玉米进口的是土地、水资源，因为玉米就是土地和水和那些肥料构成的。

　　记者问：看到您第六条关于支持农业融资性担保体系发展的建议，想请您谈谈这个建议。另外因为这几年，国家针对涉农的支持也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不知道站在您的角度，怎么样评价国家这几年涉农金融支持整个取得的成绩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刘永好：对涉农金融的支持，国家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谈，一直在讲，一直在加强，也取得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农民，特别是家庭农场，新型合作组织太多了，这个群体太大了，银行是忙不过来的。第二，这些家庭农场，每家贷款要求并不大，几十万、几万、十万，像这样的规模，这些成本非常高，银行去贷一个一万的，在城里面做一个亿贷款的时间是一样的，贷一亿心里面很踏实，因为有很多的抵押，农民贷一万心里面很虚，所以说调研的成本非常高，这个时候要鼓励发展农村金融担保体系，而农村金融担保体系一定要跟产业结合，拿我们来讲，我们有产业链，我们有合作社，我们有家庭农场，我们在这个体系里很明白，哪个农民需要贷款，而且通过这个生产资料贷款的发放，能够更好的控制所贷的专款专用，所以说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养猪担保公司、农业担保公司也做了一些，已经发放了超过八十亿的贷款，支持了超过八十亿的担保，我们这个农村担保体系做的是全国最好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进来。要鼓励这些真正的，为农民发展做贡献的这些企业，在这一方面，一些政策上的建议，就是希望，一，国家多鼓励，第二，相应的政策，第二，给予扶持。

　　另外，农村金融这几年确实国家不断的提倡，给民间也下达了一些目标，不管是所得税、农业税都有一些支持，我觉得是好的，我觉得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一些，假设国家规定了，哪一年的银行，必须把百分之多少的钱用作支持农产业，或者用作支持小微企业，一个基本的硬指标，不是说你干不干，是非要完成不可的意志，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三农”、小微将会有积极的促进。现在的银行，他们也愿意，但是是个软任务，可多做，可少做，如果是硬任务的话，就不一样了。像有些国家规定，那一个银行，在某个阶段必须拿百分之多少钱来支持，这是硬任务这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就建议，国家在金融政策上执行一些更加积极的，比较到位的硬件的支持。

　　记者问：刚才您说到进出口的事情，因为之前也有很多商务部发布了很多的数据，显示这个收入越来越多，对养殖户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利弊问题，今年的猪肉价格大家也很关心，能不能说一下猪肉价格的走势和对CPI的一个影响。

　　刘永好：大家都知道，猪肉，肉食品对CPI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涨的快，CPI一定涨，农产品价格跌，一定跌，去年年底，CPI最低是跌破了2，是一点几的，那个时候猪肉价格最低，我们城里面很高兴，物价不涨了，特别高兴，终于调控达到目标的，但是我们城里人高兴的同时，我们养殖户农民朋友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去年差不多一整年，毛猪收购价格平均是15块左右一公斤，而在2011年的9月份最高，是24块一公斤，从24块钱一公斤到了15块钱一公斤，降9块钱，降了多少，养猪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农民去年养猪几乎都不赚钱，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赚钱，而且有相当长的时间，猪肉价格是在14块钱，相当长一段时间，从15降到14块。第二，玉米、黄豆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几，饲料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几，而毛猪的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几，所以说CPI很高的时候，我们农民是在流着泪的，我们养猪、养鸡什么的都一样的，所以说去年很糟糕，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现实故事，2011年的时候猪价格最高，那个时候猪不够了，猪肉价格涨到24块钱了，CPI涨到很高了，这个时候研究过去，研究过来，在价格最高的时候，就准备进口猪，这个美国说可以，进口猪是好事，鼓励、支持，但是我的猪没有现成的搁在这儿，我帮你养，养成了半年以后给你，中国签订了半年以后供猪协议，当时价格最高的时候猪没来，当国内的猪肉价格降到了25块，最低的时候，国外的猪回来了，国外进口的猪一冲击，使我们从16块降到15块，又降到14块，农民本来就亏，该扶持的时候，国家进口猪帮了倒忙。可能老百姓不明白，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座的都不明白，都认为国家的猪肉调节起到作用了，这一次起到了反作用，但不是国家有意这样的起反作用，而是由于周期安排的问题，因为养猪的波动太大，一年涨，一年跌，大概三四年一个周期，所以说去年价格最低的时候进口又来了，进口一来，一冲，价格更低。

　　所以说我建议，国家要减少进口肉品，大量增加对饲料用粮的放开，我们需要的时候，国际用粮的时候多采购一点，我们进口玉米、黄豆，就是进口人家的土地，就是控制人家的水源，而且像玉米、黄豆大规模种的，而我们的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是要大量的。我们要严格的控制把握好我们的大米和小麦。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去了，就是说进口猪肉、鸡肉对国家、农民是不利的，而进口原料，我们自己加工、自己养殖，至于说我们的技术问题、安全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经过加严管控，逐步就好。也并不是说美国是最好的，很多进口的猪肉里面有瘦肉精，以前没检测，我们国内都严格控制了，但是瘦肉精美国是允许的，这个东西很麻烦。另外，走势也很厉害，怎么控制走势，走势不但是国家的税收没了，更重要的是，因为走势就没有商业领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病，特别是太多的牛肉进口、鸡肉进口太多。我曾经做过调查，在广东番禺那个地方，有一个冷冻品进口的地方，每天数百个集装箱鸡肉、猪肉这些，触目惊心，从广西那边，都不知道怎么进来了，我还提过怎么样防止肉品的进口，打击走私，走失不但没有税收，打击了国内的生产，更重要的是，这些不知道哪来的，是不是有敌对的体系要破坏我们，肉品里面禽流感的东西放进去，我们国家这几年养殖业出那么多的病，我很担心，是不是有坏人在做这个坏事。

　　记者问：有些地方政府有一万亩的土地都转给一个人了，有发一个家庭工厂的工商执照，我想请问一下，在家庭农场以后的实践当中，对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看待的。第二，关于东南亚建立的工厂，这部分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周边的国家形势对公司的业绩是不是有影响，第三，最近有没有资本市场的融资计划。

　　刘永好：实际上家庭农场规模有多大，国家并没有限制，适度的规模经营对国家是有利的，在美国，一万亩地一个农场是普遍的。但对我们国家来说，一万亩太多了，因为一个农民才只有一亩多点的地，这方面有一个逐步的过程，从小到中到大的过程，今后我们国家有适度的规模是肯定的，但是像美国那样，每一户一万亩地，我觉得中国的现实还是人多地少，所以说，有些尝试，有个别的金融尝试，我觉得未必是坏事。

　　第二，关于工商执照的问题，实际上家庭农场是企业，小微企业，能够发工商执照，为什么不给发工商执照呢?假设发了工商执照，他就是有法可依，能享受相应的权利和权益，就能贷款，又能安排，就是一个正式的法人体系了，就是说我们承认，家庭农场的法人地位，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在这，至少是承认他的法人地位，我觉得这方面，对于中央的一号文件，刚刚讲家庭农场，以前的专业户是不要工商执照的，不要工商执照政策上是可以，法律上好像是比较模糊的，由于法律上比较模糊，融资难、贷款难，很多问题都不好解决，你是非法人，你是个专业户，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登记都没登记，你就不具备这样的融资能力。所以我们家庭农场，包括农业专业户，当规模做大了以后，能够发给营业执照是基本的，应该的，但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农民那么多，家庭农场那么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国家的政策，给家庭农场发放工商执照，使家庭农场拥有我们所有的企业一样的法律的定位，法制的主题，从而在信贷、融资，在社会对外的一些安排上，享受与城市企业一样的待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记者问：新希望是我们国内比较大的民营企业，想问一些有关民营企业的问题，最近有委员和代表提出，民营企业最大的挑战是来自政府，管制太多，特别是审批程序特别多，有些委员提出要减少审批，让市场来调控，您对这个看法怎么看。还有关于税负，有些代表也提出，现在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税负过重，有减少税负的一些提议，您觉得这些建议是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

　　刘永好：民营企业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反应，民营企业发展在信贷问题上，在准入问题上，在政策税收问题上，在方方面面有受歧视，会得不到重视，或者是有困难的地方，这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企业家，专门做了调研，最后形成报告，做了促进国务院36条文件，这个背景是我们政协的一些委员的调研报告促成的，交给国务院，最后形成了一个报告，以及新36条、36条的细则，而这些细则本身说明，社会上存在这种民营企业或者小微企业得不到重视或者受到歧视这种状况，但是这个政策出来以后，从国家层面上，看似一视同仁，平等的，但是实际上的执行层面，仍然有很多的不足，民营企业普遍反应的是，一，行内的限制问题，有一些项目就是不准民营企业做，比如说电信，比如说交通运输、电力部分，或者是一些金融领域、能源领域。第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国有企业、大企业容易，小微企业很难，这是个金融问题。在这方面，民营企业一直有相当的呼声，我相信这也是一个过程，怎么样逐步的解决，我希望我们新一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给民营企业更多这样的小微企业关心、支持，出来更多，落实更好的文件，推动我们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我们民营企业自身也能够在规范化方面，在制度化建设做的更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做强做大，但是更希望政府有更多的鼓励、帮助和支持，税负问题确实也有这样的问题。

　　记者问：关于制度改革这方面，很多专家提的一个观点，桥在那里，什么时候能够过河，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怎样的情况下不能过河，怎样的情况下能过河?

　　刘永好：我们在商言商，谈的经济比较多，关于经济制度改革，政府考虑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希望能把经济制度改革和新型经济制度改革同步推行，没有当初的体制改革，不可能有今天。目前我们新的领导体系，习主席提出了一些比较亲民的举措，比如说“两会”的禁止开道，适时的吃饭宴请没了，一切从简，更加平易近人，同时反腐的这些态势挺好的，其实这些都是经济体制里面的内容，同时媒体的监督和报道比较多，我觉得总体是更加积极的，再向好的方向迈进，所以说对新的，以习主席为中心的体系里，我们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充满期待的。

　　记者问：刚才提到反腐，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上台以后，也对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您怎么看反腐这方面?

　　刘永好：反腐确实是太重要了，这个关系到我们政府、执政党的影响，民心的问题和执政的地位的问题，这个中央的领导都讲了，重要性不说了。现在国家提出加大反腐的力度，我觉得非常高，这是我们迫切希望的。我觉得反腐这个决心，中央打的好，反腐不到位，国家的格局体系、经济发展也受极大的影响，甚至于国家的一个执政地位都很受影响，我觉得国家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做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记者问：现在香港奶粉限购这方面和安全方面等等的影响，让国内的奶粉、乳制品行业变得很严峻，想问您，以后除了奶粉或者是成品液态奶的终端产品有没有一些冀望和展望?

　　刘永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也有乳业生产，也准备开发一个新型的奶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树立正气，比较好的是，我们做农业十几年了，我们的质量总体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事件，但是怎么样让老百姓重拾对国产奶粉的信心，对我们农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方面要走的路很多，我们也在研究、考虑，通过我们在国内的奶厂和在国际上进行一些合作，来满足国内奶粉需求的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我们的探索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考虑，让我们国内人能对我们国产奶，或者是中国企业生产、安排、控股参与的企业，来满足国内的市场，充足信心，我觉得这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觉得是有考虑、安排的。

　　记者问：刚才您也提到民生银行在扶持小微企业方面已经摸索出很优秀的路子，我们也知道，民生不仅在小微企业，还有一些比如农业事业部体制等，社会舆论评价比较高，怎么评价民生银行给新希望集团带来的助推作用?

　　刘永好：很高兴，我们民生银行最近的股价涨的很厉害，过去一年，股价差不多翻番，我们的一个股东被指认为新股神，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民生银行最近这几年在推行叫做事业部制方面取得非常长足的经验，而且在事业部制里强化小微企业的支持，成立叫做现代农业事业部，包括最近在四川要搞茶业、金融体系等等，一系列措施体现了我们民生银行的变革，体现了民生银行这种机制，体现了民生银行这种执着，也体现了民生银行的效率，最后，体现在老百姓市民对股票的价值。我看民生银行是几个股份制，商业银行里成立比较晚的，资金规模相对也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现在从市值的角度，从营业能力的角度已经冲到前面来了，为此我感觉到很兴奋，也很骄傲，也比较自豪。我记得在1994年的时候，我联合几十个企业家向中央写信，组建一个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为农业投资的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服务，现在看来，我们这些目标在逐步的实施。就是说，我们在作为试验田的银行金融创新方面做了很多事，做的相当不错，包括事业部制，很多的走到最前面，第二，我们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服务非常有成效，现在做到第一位了，第三，我们的机利约束、市场化、规范、风险管理这方面做的相当好，我作为民生银行的倡导者、发起人和主要的大股东，我也感到很高兴。民生银行根据我们作为主要的股东，每年我期望有可能会实现，不但为民营企业做到贡献，为金融企业做出贡献，也对股东做出了最大的回报。当然了，给我们回报的企业还有很多，多少万数的，十万计的股民都能够同样的享受到回报，这就是金融体制改革和效率带来的，我们的董事长董文标在这方面，我经常说，我经常说，因为他懂金融、懂经济，第二，他勇于创新和变革，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懂金融、懂经济的不少，但是愿意变革的不多，他是愿意创新和变革，在中国金融界创新做的最好的就是他。第三，他的队伍，他的团队、管理层、股东都比较认同。第四个很重要，有激情，所以说我们股东对董文标为首的体系班子，董文标虽然是董事长，是没有股份的，属于职业经理人，能够带领民生银行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相当不错的。我对董文标的这个体系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懂金融、懂经济、敢创新，会带团队，有激情，这四点和机制好的结合，民生银行取得这样的进步，我感到很欣慰。

　　记者问：关于食品安全监管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您也提到了，新希望集团在未来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农民性企业，像这么一个大的企业，肯定要做全产业链的，肯定离不开深加工，我们在做农产品深加工的时候，在您看来，在食品安全上，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监管上的建议，以及未来新希望会在家庭农场投入更多的经历，这样会不会给安全的监管上带来更大的难度?

　　刘永好：食品安全重之又重，食品安全没做好，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对饲料的质量看得非常重，我们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实验室和检测的体系来事前检验。我们的检测体系现在是国家标准的，具有国际标准认证，特别是我们用近红外的设备全国最多的一位，超过50台，一台都是40万，我们的设备都是全中国最好的，跟国家最强大的，同级别的比都不差，而我们的人员的素质也都非常高，这是硬件的投入，我们还要继续投入。另外像我们乳业来讲，我们在成都与食品质监局合作，率先做在线检测，就是三聚氰氨在线检测，我们的牛奶倒进罐子里的时候，随机抽查，当时通过手机短信、电脑直接交给我们的总经理，当地的质监局的同志马上就看到，这点我们是先进的，而且国家质监局也说做得挺好的。保证食品安全是动态、长期的，不是你投硬件投的多了就能够做得好，而是全员的，在内部的考核的过程，另外关于农民家庭农场怎么样控制这个问题，这里面建立一整套可控制的，这里面有一些教训，国内的企业，我们愿意跟各方面的企业一块儿共同来帮助解决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使得我们食品安全能够取信于民。

　　记者问：简单问一下第五项的产业，牦牛因为大家也比较陌生，想请刘总简单谈一些牦牛产业在企业中的地位以及农业的影响，在整个经济能占到多大的分量?

　　刘永好：牦牛是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区才有的，因为他适应这个高寒山区，像西藏、四川、青海这些地区为多。第二，这些地方的牧民没有其他的收入，好多地区牦牛产业是主要的收入。第三，由于牦牛在高寒地区，都在雪域，好多地方是夏天都有雪，有些全国有雪，有些至少有一大半有雪，而这个地方又是产虫草的，所以说那个地方有人说牦牛吃的是跟虫草一样的东西，确实很安全，所以说它是最环保的。但是历史上，牦牛的养殖和草场的管理和品种的退化，这些问题很大，如果这个事做好了，第一，既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又能够帮助我们藏族同胞，很多藏族地区提高生活水平，具有经济的价值，也有政治的意义。第二，我们国家是牦牛主要的产地，牦牛通过这种深加工、品种改良以后，会加工增值，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其实牦牛的价值很高，因为被世界一个组织评为最安全、最值得信赖的。牦牛一定安全，做不了假的，满足我们高端市场的一些需求。另外，通过加工增值的话，对农民朋友，对牧民非常有帮助，所以说我建议国家重视牦牛产业的发展，支持在牦牛产业草原、草场的建设、品种的改良和养殖体系和加工体系，这方面给一些支持、补贴、帮助，既帮助到我们藏族同胞，同时也帮助了我们加工的企业，同时也让一些高端人群吃上我们国产支撑的东西，同时又是一个项目很大的产业，在这方面，我们承担了相关的国家的一个科技，我们在阿坝州，在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在九寨沟，现在我们是中国最大的牦牛产业体系的参与者和支持者，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牦牛形成很大的产业。

　　记者问：您刚才也说过，民生银行今年饲料马上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觉得民生银行的发展空间大吗，或者说您准备往哪儿发展?

　　刘永好：民生银行农业作为上市公司，和广大股民有很大关系，2011年的时候，我们的主业取得很好的业绩，十多万的利润，加上饲料更高，2012年，下跌的比较多，因为还没有公告，不能随便讲，但是我们的预公告已经说过，第一，饲料原料涨价，第二，肉蛋奶的降低。我们非常有信心，因为这个养殖业的周期波动很大，说不准什么时候价格又上来了，现在的价格也有上升的趋势。但是我们不管价格高也好，低也好，我们坚定的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的道路，这条路已经坚定了，而且除了在国内发展以外，现在把海外发展也作为重点，我们现在在东南亚，甚至是南非、埃及这些地方都在发展，我们希望能把国内发展和海外发展结合起来，以前单纯的饲料和养殖和种、养，饲料和热食品加工和市场建设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做的，未来是非常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