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推肉类蔬菜追溯体系被指无法律依据(2)

　　这些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各种电子监管码推行几年来，一直受到各个行业的质疑和反对。但大多数企业被赋码时虽多有怨气，却很少有明确公开的反对。个中原因，周泽认为，在于政府部门的选择性执法。从质检部门推行的“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 到工信部门推行的“绿坝”，再到最近出现的药品电子监管码和肉菜追溯码，无一不是通过部门立法赋予权力，强制推行某一种东西，存在明显的限制和排除竞争行为。有的部门还公开表示，将对不参加其监管码的企业产品实行重点检查，其中暗含的权力逻辑令人生畏。

　　政府该如何保证消费安全？

　　“作为一种监管技术，给产品打上电子身份证，其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行政部门的这种行为背后有没有利益驱动，增加的成本由谁来承担？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看来，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制定规则，营造更公平的环境，并保持中立客观的立场，它应该和这些企业之间没有利益关联，只有这样，其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才不会受到质疑。在成本分担上，不管政府和企业如何分担成本，最终为这种监管手段埋单的可能还是消费者，如果经过充分的论证， 的确为了公共利益，有必要推行，应该降低成本，引入公众监督，而不应该让这件事成为政府部门的牟利之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曾经多次参加监管码的论证，“为什么这么多部门热衷搞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欺骗性，欺骗消费者，欺骗上级部门。条形码都能作假， 怎么可能监管？各个部门可能借监管码去牟利，但却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郑风田说，监管码要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社会的诚信度很高；流通的中间环节很少；监管又十分有力。在我国，从田头到餐桌，几十万家小作坊，2亿多小农户，有各种各样的环节。实施监管码成本太高，中间任何一个环节作假都没法控制。比如瘦肉精，它里头各种各样的防疫卡，这卡那卡掏了钱就可以买到。

　　从已经暴露出的恶性食品安全问题来看，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停留在低层次作假和添加剂滥用阶段，监管工作的核心问题是打假。“北京市有地方居然卖五六块一只的烤鸭，这种鸭都是臭的，居然没人去管。你现在不管这个，还去推什么监管码，不是自欺欺人吗？”郑风田说。

　　在他看来，各部门没有管住核心的东西，而是搞一些技术性封皮，不排除一些部门拿监管码作为部门利益化的载体。不光是监管码、追溯码，还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认证，各个主管部门下面都有认证的机构。认证要收很多钱，至于这些企业是否按认证的要求严格执行，没人去监管。比如现在搞的各种各样的无公害认证，绿色食品认证，这些认证的都是部委下面的机构，至于发了证之后，有没有去跟踪这些企业，是不是按照认证的要求，它根本没有力量监管，它只管认证收钱，如同卖文凭一样。

　　长期以来，某些政府部门习惯了这种收费式监管，其实是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化利益。一说到监管，就想到收费，让企业买码承担费用。由于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监管部门想当然地认为，有了追溯码，坐在办公室就能查出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实际上不可能，消费者也不关心。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部门的懒政，如果平常下去做了工作，哪个环节出事马上就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