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农户”模式 催生行业业产能过剩？

模式遍地开花，人人都难退出。做长产业链、扩张规模已经不能持续赢利

编者按 “公司+农户”模式解决了传统养鸡业规模化、标准化的问题，在带动农户增收方面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使养鸡业的产业化水平大幅提高。在养鸡业中，该养殖模式已成为主流。

然而，从2008年开始，三黄鸡行情持续低迷，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亏损期，到目前已亏损整整11个月，持续时间之长是历史之最，亏损幅度也远远大于2004年禽流感时期。在这种行情之下，不管是受合同保障希望规避市场风险的农户，还是依赖这一模式迅速扩张的公司，都无法独善其身。低迷的行情已经成为“公司+农户”不能承受之重。

开平是传统养鸡大市，全市三黄鸡的存栏超过2000万只。相比于其他地方，开平的“公司+农户”模式可谓发展得如火如荼，全市有10多家养鸡公司，这些公司的存栏量占全市总量的90%以上，散养户在当地几乎消失。这也让开平成为观察“公司+农户”模式发展的最好标本。

行情低迷，公司农户都不妙

“最近的日子是养鸡十年来最不好过的。”面对一年多来持续低迷的行情，黄永禄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所在的开平市玉林参皇养殖有限公司是江门市最大的养鸡公司，副董事长黄永禄也是江门禽业协会的会长。最近几个月鸡价都徘徊在6.8元/斤，公司连续多个月没有利润乃至亏损，这是成立10年来从未有过的。

黄永禄在养鸡业也算见过大世面，当年禽流感的时候，公司也曾严重亏损，他都没有怕过，可眼下却有些心慌。“当年亏损是短时间的，疫病控制之后，由于鸡存栏量减少，鸡价必然回升，亏多少肯定都能赚回来。”然而眼下的亏损不同以往，“整体出栏量大大供过于求，如果不加以控制，鸡价在短时间内看不到回升的希望。”

据了解，开平10多家养鸡公司，近5个月来全部出现严重亏损，大部分养鸡公司虽然没有停产关门，但也是苦苦支撑。

春茂公司的余经理认为养鸡出现亏损的原因，首先是饲料价格“疯涨”。据他介绍，养鸡的主要饲料是玉米，玉米的价格一年多前是1400元/吨左右，现在已涨到超过2000元/吨，升幅超过40%。另外，养鸡所需的其他维生素、抗生素等添加剂的价格更是涨得离谱，上涨了1倍以上。饲料支出占养鸡成本的60%，因此饲料疯涨吃掉了养鸡的大部分利润。

其次是肉鸡消费锐减。金融海啸让大量企业生存艰难，工人失业，相对应的消费市场也随之萎缩。据了解，开平当地企业食堂去年进鸡量锐减80%以上，江门市不少中高档饮食业客流量减少30%-50%。

公司亏得厉害，受到合同保护的农户也未见得就能稳赚不赔。养殖户潘先生就投诉了公司坑农户的一些手段。公司与农户合作时，公司方往往会通过饲料营养成分比控制鸡的成长速度，以此应对市场。按照合同规定，项(母)鸡一般106天可以出栏，均重在2.7斤。但他发现，项鸡养到110天就不长肉了，超期更是一元的饲料只能长几毛钱的肉，养得越久亏得越多。不过，公司超过期限才收鸡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服务部说一声没客户，养户就要乖乖继续赊饲料。

潘先生反映，按5000只鸡的养殖规模，每天要投入20多袋饲料，按合同规定每袋119元计，养户每天要亏800多元。更有甚者，公司通过变更饲料配方改变鸡的料肉比，养殖户每只鸡本来按合同可以赚2元，只要料肉比从正常的3.8上升到4.3，利润就完全被多消耗的饲料吞噬了。“表面上看，合作户比散户处境好，至少不亏本。但实际上，饲料都是公司提供，公司可以通过饲料从农户身上刮取利润，减少自身亏损，农户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去。”

企业生存，纷纷做长产业链

“存栏实在太多了。”恒丰农牧的黄劲松经理一肚子苦水。他认为成本提高固然影响很大，但供大于求才是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从2004年开始，他眼看着当地的养鸡公司从两三家发展到十几家，其中有不少是从饲料厂和种苗厂发展过来的。

金海和养殖公司在开平有90万只的存栏量，就是海和饲料公司在一年多前成立的。该公司的黄定邦经理认为，饲料厂进入养鸡业也是顺应市场发展的无奈之举。开平当地的农户基本被养鸡公司所占领，单独的散户已几乎不存在。要做这些农户的生意，就必须通过养鸡公司。部分养鸡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开始使用自配料，只对外收购原料。即便仍有部分公司对外购买饲料，可是由于饲料赊销非常严重，与养鸡公司合作会给饲料厂带来极大的资金压力。

黄定邦举例说，像科泽公司一个月需要约5000吨饲料，按每吨2700元算，一个月的货款就达到1350万元，就算只赊一半，也让饲料厂难以承受。在这种背景下，饲料厂只能自己成立养鸡公司扶持农户养鸡，一方面可以抢夺更多的客户，另一方面，由于卖鸡都是现金交易，这样旗下农户的鸡出栏之后，资金就可以马上回笼，让饲料厂的资金压力大大减小。

河东养殖公司则是由种苗厂转型而来的。公司负责人朱经理介绍，自己进入肉鸡养殖的原因和饲料厂大同小异。当时也是因为种苗很难卖，即便卖出去，也是以2元的成本卖1元的价钱。为了减少亏损，他才决定成立养殖公司招揽农户养自己生产的鸡苗。而且慢慢做大之后，他的公司也成立了自己的饲料厂。他表示，这样至少比购买成品料节省20%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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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禄回忆，当年自己创办开平第一家养鸡公司时，当地农户还对“公司+农户”模式半信半疑，需要公司业务员挨家挨户动员农户加入。而一旦尝到甜头，“公司+农户”模式很快被复制，新公司层出不穷。而这些新公司的投资者有两大主要来源，鸡苗场和饲料厂，正好是养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这些投资者进入养鸡行业有先天性的优势。而事实上，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之下，饲料、鸡苗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大型养殖企业所挤压。要生存必须做长产业链，但一体化的养殖公司盛行无形中也加剧了行业竞争。

扩大规模，公司才能获得利润

黄劲松认为，养鸡行业的门槛过低，使得其他行业的人很容易参与进来，而“公司+农户”模式也很容易被模仿。“只要有钱，谁都能养鸡，反正拉到几十个农户就可以成立公司。”他还指出，当地最大的几间养鸡公司基本都来自广西，原因就是有资金优势。在广东养鸡，要贷款必须抵押房产，一般养鸡公司根本贷不到钱。而广西因为是农业大省，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扶持“公司+农户”企业的发展，公司很容易获得贴息贷款。

不可否认，现在养鸡业产量过大，也来自于“公司+农户”模式带来的规模效应。“公司+农户”模式已经被一些地方政府赋予带动农户致富的政治功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公司的无限度扩张。黄劲松介绍，公司做得越大越能得到扶持，“温氏的产量从去年每天60万只到今年每天80万只，市场哪承受得起啊。”他表示，自己这种小公司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生存只会越发艰难，甚至有可能考虑逐渐淡出。

事实上，退出并不容易。“公司+农户”之所以被大量复制，与其本身制度设计框定了公司与农户稳定的合作关系不无关联。农户与公司合作，必须缴纳一定押金，并在场地、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巨额资金。通过此种方式，农户被公司“套牢”，在未收回成本之前，农户不敢轻易退出。即使无法实现利益最大，至少可以规避市场风险，“维持现状至少不会大亏，完全退出，则意味着前期投入一定无法收回。”对公司而言，则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控制利润的产生和分配方式，并通过整条产业链获取利润。扩大规模是获得利润的前提，因此，即使在行情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公司也愿死撑。在此种境况下，看似不理性的产能扩张却是公司与农户最理性的市场策略。在“公司+农户”之下，被套牢的不只是农户，还有公司。

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农户，公司陷入恶性竞争，往往一家公司在合同中承诺给农户每只鸡1.5元的利润，另一间公司就可能开到每只鸡2元，恶性的价格战往往导致两败俱伤。而在目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黄永禄作为禽业协会的会长也曾多次召集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开会，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控制出栏量，从而使价格回稳。然而，在会上大家口头同意，回去之后却因为“担心自己的地盘被抢”而不愿先降低产量。对于这样的僵局，黄永禄也很无奈。黄劲松则直言：“开公司的都是大老板，而且前几年行情好都赚了钱，大家都还挺得住，人人都想着过几个月行情会好起来。”

“公司+农户”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欧晓明教授认为，“公司+农户”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民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而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是产业集聚之后产生的后果，主要是因为家禽业在整个农业中，市场准入门槛较低，资金回收时间较短，投资者会更多地进入这个行业。

他认为，“公司+农户”不可能解决养鸡业出现的所有问题。要解决眼下的难题，还要靠行业本身。首先，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企业运作，最好能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良性竞争，提供更及时的市场信息和预警。

欧晓明认为，行业内部企业兼并不可避免，汰弱留强是市场经济的规律。由于家禽业本身的特殊性，这种兼并可能会对相关的农户带来很大影响，所以单纯的兼并不适合。建立行业同盟是最好的办法，在国外，行业协会起到了很重要的市场调节作用。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之下，行业协会很难拥有类似国外行业协会那样的权力来制约企业。现在唯有期望企业在感受到行业危机后，真正坐下来谈合作的事，而在这时候，像温氏这样的龙头企业的表率作用也相当重要。

黄劲松也认为，现在行业内部缺乏统一规划是问题所在。他以美国为例，当地的养鸡行业协会每年都会提前划分好所有会员公司的产量，大家一起把产量控制好，才能维持好价格。他提出建议，削减产能利用率。具体做法是，公司每卖出一批鸡，增加20天的空栏期，这样既可以避免流失农户，也可以减少20%的产量，从而稳定价格。“如果行业还不能形成共识，最后只能拼谁手里的钱多，寡头企业的趋势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