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母猪下崽摆酒”不如“治穷根”

去年底，湖北恩施市鹤峰县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除了婚丧嫁娶之外，其他一切聚众饮酒行为被视为违规，并将对违规者从重从严处理。政府的“雷霆”手段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记者来到当地调查后得知，当地请客摆酒成风，有些人家里母猪生仔都要摆上一通酒，由此“赚来”不菲礼金。因交通不便，当地人收入微薄，但一户人家一年送礼都要上万元。因此，这一新政得到了鹤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广州日报》4月25日）

按照当地统计局农调队一番调查，鹤峰县每年在送礼方面的开支，农村人均3400元，城市人均3700元。一家四口人，一年送礼的花费就要1万多元。有的人一天要去吃5次酒。这也成为全县经济发展一个重大负担，已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正是当地政府下大力治理大操大办之风的动因。这样的现状形象些比喻，犹如每一家百姓年收入只有“一桶水”，却要拿出“大半桶水”随份子，严重干扰生活和社会经济的情况下，严厉整治就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当地政府采取的“禁令”只是在外部“循环”环节上的杜绝，百姓家里的收入依然还是“一桶水”的穷困现状。

前些年将自已有限的“一桶水”以份子形式“倒出去”的村民，肯定心理不平衡，一有机会还要想办法从别家的“桶里”舀回来；村民之间原本将吃宴席当成正常的人情交往、亲戚走动，甚至是当成信息交流，包括生产技术和商机交流和给孩子“凑学费”的方式的话，其旺盛的需求不可能因“禁令”消弥；更何况一届地方班子一个想法，谁能保证下一任地方班子还会不会持续抓？

所以，上述“禁令”究其实质是一种比较“保守的疗法”，也只是一个制止了表面问题却没有解决深层次矛盾的做法。在没有根本改观靠人情风“敛财”冲动之下，问题不会根本解决，甚至还可能反弹。在我看来，既然因为“穷”而导致大操大办已成共识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穷”的问题上，而不是仅“保守式”的让百姓不往外“倒水”、不随礼。这就必须着重解决百姓的“穷根”。

鹤峰县集老少边穷于一体，是全国少有的“五无”县（无铁路、无机场、无高速、无国道、无水运），当地政府应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才能做到标本兼治。既然“五无”制约发展，一时不能做到“全有”，但未必不能想方设法解决“国道”公路交通问题实现“一有”。当地属于山区县，林地资源、养殖资源、旅游资源有长足优势，特色经济在政策重点关注之下未必不能实现突破。只要让全县20余万人真正富裕起来，把每年的“一桶水”收入变成“一吨水”，村民掏出“一碗水”哪怕是“半桶水”也不会影响正常生活，人情交往自然就不成为负担。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人情成本比例的大道理，百姓腰包一旦鼓了，有更多的创业致富的机会，谁还会琢磨着“大操大办”搞“三瓜俩枣”式的敛财？

百姓富裕起来，物质生活丰裕起来，是精神生活充实、思想境界提升的前提。一旦村民们真正富裕起来，现代文明的阳光必然照射进一个个小村庄，旧的或不良的传统习俗包括“大操大办”之风，也自能受到排斥、抵制和荡涤。这才是真正的治理不良人情风气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