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钢集团因效益亏损 计划建万头养猪场自救

仍然有矿砂船开进青岛港-这个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港之一。船上的10多万吨铁矿粉等待着被卸船机卸下，送上延绵十几公里长的输送带到达港口的堆场。

堆场里满是黑色、黄色褐色的铁矿石，一座一座，堆积如山。这意味着新进场的货需要等待时机才能出库，“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有可能”，看场子的工人说。相关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8月17日，全国30个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9812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347万吨。

下游的钢铁厂不收了。这些铁矿石大多是钢铁厂预订的，但现在大多数钢铁厂不愿兑现合同。超过免费存放期，1吨铁矿石需要一天支付一毛钱。

宁可养猪也不炼钢。武钢这样中国数一数二的炼钢企业近日表示，计划今年对非钢产业投资390亿元，建立包括“万头养猪场”等。山西焦煤也差不多同时宣布这样的副业计划。这并非巧合，钢铁产能的削减直接影响焦煤的需求。

钢铁行业，只是目前国企困境的一个缩影。财政部8月15日发布最新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前7个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232874.4亿元，同比增长10.4%，但在营收增长的同时，累计实现的利润总额却在不断下降，前7个月12000亿元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2%，其中7月环比下降11.6%。

国有企业似乎成为众矢之的。今年3月，世界银行(微博)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 第一条建议就是-中国需要进一步重组国有企业部门，破除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和寡头垄断企业。

国有企业怎么了?从1978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近35年的时间里，国有企业大致经历了三次改革，但一直蹒跚前行，始终不尽如人意。我们不妨钩沉这三十多年国企的历史，去展望这一中国主要的经济实体之未来道路。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承包制试探

第一次改革始于1979年。

“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在我们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改革主要在计划体制内部，政府向企业放权让利，它的重点是调整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生产管理权限和利益分配关系。”长期观察国有企业的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发展教研室主任谢鲁江将国有企业改革分为三个阶段，而伴随改革开放开始的，正是国企改革的第一阶段。

1978年以前，作为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物资全面紧缺成为常态。1978年前的中国，除了中央银行再无其他任何金融企业。银行存款总额的83.8%为国有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共计1089.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

但在这一纸政令在1993年的北京发出之前，股份制改造早已在经济特区深圳的许多国企完成。改造的每一步都是不明生死的试探，可出于对发展空间和利润的追逐，又是那个时代企业和个人的必然选择。

这一次主动变革的，是一个当时还叫“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后来叫“万科”的企业。展销中心当时隶属深圳特发集团，属于国企。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王石带领公司一众员工热火朝天地向内地倒卖电子产品等生意。在回忆录《道路与梦想》中他表示，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他随时会被一纸调令调离。

毫无疑问，这些国有企业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去适应当时的环境。1986年，深圳市政府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鼓励深圳大新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尽管王石1988年才将股份制改革报告递交到深圳市体改办，还是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年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批准了万科的股份化改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发行万科股票，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月29日，万科股票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1988年股份化改造，是想通过股份化改造改变公司的性质，解决‘企业是谁’的问题，同时通过社会募集资金来进行透明规范的运行。”王石回忆说。

1993年北京正式发布公文后，神州大地上其他国有企业纷纷走上改制的道路。

改革的成功与否，在大环境变化时最能见分晓-1997年金融危机出现。

结论是，尚未成功。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底部：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

阶段性考试“不及格”，尾大不掉的国有企业等待另一场变局推动它们或前进或死亡，这场变局是2001年中国入世。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做强做大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2001年10月，中国首次允许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在第一次招标会上，摩根士丹利独家获得价值10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包，这些不良资产分布在全国18个省市，涉及地产、纺织、冶金、医药等行业的254个公司和工厂，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

在外资大肆进入生产领域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推动着国企内部积极变革。2003年，国资委成立，“兼并重组”“整合”取代“拆分”“消除垄断”，成为国企改革的主题词。

“做强做大”成为这场改革的目标，并且成效显著。2003年到2006年间，尽管国资委所管辖的央企由236家减少到149家，但2006年时央企就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同时利润超过100亿元的有19家，另外有19家企业进入了财富杂志公布的500强，比2003年增加了10家。

“这一轮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基本上就是国有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能不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能不能做成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有控制力、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这可能是现在改革的一个突出特征。”谢鲁江教授这样定义第三阶段。

而如今，第三轮改革十年已去，经济大环境再次向这轮改革提出拷问。

欧洲经济出现危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均已向欧盟申请援助;今年美国二季度GDP环比增长仅1.5%，创自2011年第三季度以来最低水平，失业率高位运行的难题尚未解决。而根据IMF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发达国家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04%，明显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60%债务负担率的可持续标准。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难以独善其身。最新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二季度增长7.6%，增速3年来首次跌破8%。

国有企业在这次经济疲软中所受到的影响，充分体现在钢铁企业的困境。

“我们现在钢铁行业卖一吨钢的利润是1.68元”，8月23日，中钢协副会长王晓齐在2012中国煤焦产业链供需形势高峰论坛上披露了今年1~7月钢铁行业平均利润。“一公斤钢材(3634,-43.00,-1.17%)价格抵不上四两猪肉”，今年3月，武钢投资390亿进入养猪等行业后， 武钢总经理邓崎琳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不务正业!这是外界的普遍解读，国有工业生产企业到底应不应该涉足农副业?

“钢铁价格下滑，效益亏损，如果坚守这一行业，会消耗更多的资本，凡是企业和集团都要考虑效益，养猪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是自救的方式。”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表示。

“钢铁养猪是企业结构性战略性调整，国企改革的大的方向就是企业可以自主决策，在目前央企不能进入房地产等行业的情况下，进入民生行业也不是坏事。国企也要考虑利润，在主业亏损情况下，经过可行性研究，集体决定投资，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部门都不应该过渡干预。”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同样做出正面的解读。

但韩保江强调，也要防止“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肆意侵占农业资源，“要防止新的圈地的行为，国企去养猪种菜，势必要占用大面积农村土地，要防止这些土地被另做他用， 农业资源本来就稀缺，严防工业资本对农业资源蚕食。”

国有企业素来享受国家在税费、廉价资本、土地等各方面的一系列优惠，在享受特权的同时，社会也对它们提出了责任与要求。

“我认为现在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划分已经不合时宜了，'拨改贷、利改贷'，即原本是政府给国有企业拨款改为贷款，国有企业原需上缴的利润改为缴纳税费，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的概念，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强做大，赚取更多的利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刘福垣说，“另一方面，这也是全民资产被私有化，是需要警惕的方面。”

既然不承担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责任，那也不应该享受特权。在刘福垣看来，对企业的划分应该是“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 政府企业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它们为国民提供公共用品，比如水、电、石油产品，它们享受补贴等特权，但产品定价由发改委决定，这样就承担了社会责任;一旦以盈利为目的，就是非政府企业，不应该享受特权，以现在石油行业为例，它们又享受特权，又以市场定价，所以普通民众会有这么大的意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如何回答“国有企业何去何从”这个提了三十多年的问题?刘福垣给出的答案是，应该进一步理顺和政府的关系，充分竞争，真正做强做大。“以目前钢铁行业为例，之所以出现困境是因为市场并非充分竞争的市场，比如，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一些小型的钢铁厂还普遍存在，他们在浪费社会资源，政府应当打破地区保护主义，创造完全竞争的市场，让武钢这样的大企业真正做强做大。”

经济环境永远变化，挑战与拷问永远不会结束。“国有企业”这一中国特色产物能否顺应环境变化，迎接挑战与拷问，只有在市场中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