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猪引发产业思变：危机倒逼养猪业转型升级

养猪信息网综合报道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持续到现在，已经不能停留在探究死猪从哪里来，是毒死还是冻死这些问题上了。事实上，如果用产业经济学的眼光看，这背后是中国一个小小的镇所面临的产业困局难题的缩影。当20多年前的致富产业经遇到新的时代环境，究竟何去何从？是在现状中求变，还是抓住时机彻底做一次转型？
事实上，我们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也看到了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所做出的积极思考和变革努力。“这是一次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好时机”——多名当地政府官员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两套产业转型方案，以及散户养殖的限制与升级，希望能够让黄浦江上不再有死猪的影踪。
危机倒逼：产业转型声声急
黄浦江死猪事件的持续发酵，让嘉兴新丰镇上的猪农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和挑战。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曾发出猪肉跌价的蓝色预警信号，称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受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节日性、季节性消费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生猪市场供求关系日趋宽松，价格持续走低。截至3月6日，全国生猪出场平均价格为每斤7.26元。
但嘉兴新丰镇镇北村的一户猪农告诉本报记者，自死猪事件发生以来，当地生猪的市场收购价格跌幅要远低于全国水平，目前每斤仅为5.6元。而在此之前，当地的生猪收购价还在6.5元/斤的水平徘徊，目前每卖出去一头猪就要比原来亏200元。
“出了事后，现在过来收猪的人越来越少，当地的猪农如今已毫无议价权可言，对方说多少就是多少。”新丰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黄军告诉本报记者。
新丰镇这个嘉兴规模最大的种猪养殖基地，曾品尝过“因猪而富”的辉煌。从上世纪80年代养殖输出“供港猪”开始，养猪，就一直是当地最大的收入来源，一度曾占到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50%左右。
据当地政府介绍，目前新丰镇的生猪产能高达25万头存栏量，46万头出栏量。由于数量巨大，当地根本消化不了产能需求，每年80%-90%的生猪都是供应外省，而最主要的就是上海、苏州和南京地区。
而如今，来自苏沪的猪贩越来越少，当地的养猪产业正面临最严峻的转型考验。
转型时机
新丰镇准备了两套产业升级方案，一是种生姜；二是养蜗牛
“我不会杀母猪，现在这种情况下，减产不理性，要撑一下再说。”嘉兴民丰村的猪农黄雨吉对记者说。
在邻居眼中，黄雨吉算是村里的养猪大户，建在家门口的一排猪舍里共养了300多头猪。
黄雨吉说：“现在猪农也比过去理性多了，以前亏了一窝蜂的全把母猪杀了，后来猪价贵了，又一窝蜂的全去抓小母猪，结果等你养大了猪肉又降下去了。养猪也要3年一看，2011年时1头猪可以赚1000元，现在虽然亏了但也熬得住。”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和黄雨吉想法类似的猪农不在少数。镇北村的一位猪农说：“要挺一挺再说，我现在的资金状况还好，因为饲料商会帮我们先期垫钱，他们把饲料拉过来让你的猪先吃，等猪卖了之后再把资金还给饲料商。所以我资金压力不大。”
但猪农们的这股“韧劲”或许在当下并不是件好事。新丰镇政府的一名干部说：“现在养猪亏了其实是引导当地产业升级转型的好时机，但矛盾在于，农户已经习惯了养猪，而替代的产业能不能吸引农户仍是个问题？”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镇政府准备了两套产业升级方案，一是种生姜；二是养蜗牛。
“新丰镇有两个农业特色，一个是生猪，另一个就是生姜。目前生姜在新丰镇已经有9000多亩种地，我们称作‘万元千斤’模式，就是一亩地产出1万元以上的生姜，外加1千斤一级晚稻，这个模式我们正在浙江省内力推。”
“另外一个是今年年初，我带了下面10村的村长还有部分农户到周边地区去学习，发现那边的白玉蜗牛产业做的非常好，必胜客里面吃的都是这个，而且生态环保，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产业对接，把原来的猪舍改建成蜗牛养殖基地。”
黄军说，从盈利的角度来讲，后两者与养猪的收益其实差别不大，特别是这两年生姜产业发展的很快，有的种植户收入已经很高，每亩收益的净利润已经达到1.5万-1.6万元，再加1000斤水稻，收入非常可观。
但黄军认为，仅此说服猪农放弃养猪仍有很大的困难，特别在观念的转变上，还有引导政策上。
另一位镇政府干部坦言，有些难题也并非单靠镇一级政府能够解决，相关的扶持政策和财政投入仍需要市区两级政府的给予才能办事。
养猪改革
根据规划，2015年前，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要达到85%
一方面是引导转型，一方面是缩减产能。据当地政府介绍，2010年时他们采取的是生猪控量，但如今已转变成生猪减量。
黄军说：“农业专家给出的建议是，每亩地承载3头猪的废弃物，我们现在的耕地面积在5.9万多亩，所以新丰镇的生猪总数必须控制在18万头以内，但现在是25万头。”
目前，当地政府准备采取禁限区的方式来抑制生猪产能：从2013年起正式开始减量，将市级河道200米内、区级河道100米内、主干道100米内，统统划为禁养区，在2015年年底前把禁养区内所有的养猪户都关停。而限养区内，则严格控制猪舍的翻建和扩建。
除了缩减产能外，嘉兴小而散的养猪模式改革也是困扰新丰镇的另一项难题。根据《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2015年前，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要达到85%。
“规模化养猪操作起来很难。打个比方说，我把30户猪农原来的猪棚全部拆了，统一进入到牧业小区，统一管理。但是难题在于，猪农在既有的养猪模式下，都已经有自己的猪舍了，你让他推掉重来，他不愿意。”黄军说。
黄军的看法是: “搞这个项目，必须要先有两个主体，一个是牧业小区，一个是当地的生猪协会。这个事情政府来做不合适，必须搞一个协会，让协会去牵头组织猪农30户、50户去做这个推进。”
不过一大堆改革难题也接踵而至。比如，投资几百万的牧业小区谁来出资建造？“我们希望是散户集体出资，股份化运作，政府适当配套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
现有的体制规则内，可以最大利用的激励措施是：市区两级财政鼓励支付10%建设费用补贴，农户假设造100万，政府补贴10万，但最高50万封顶。
“把分散农户做规模养殖的模式没有先例，现在只能做探索，但我担心农户又是股东又是经营者，恐怕在最终收益分红上会很难统一。”黄军说。
当地政府认为，目前，规模化养殖能给猪农们看得到的好处是：1.硬件设施会更好，污染处理更简单，不用担心像现在每天被环保巡逻人员找茬；2.规模化养殖能降低部分养殖成本。
“总之，农户都是很现实的，有好处他就干。所以作为政府来说，我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起步案例。”黄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