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养猪教父”吴伟雄：改革帮助农民发展

吴伟雄：改革以后，猪倌“老吴”就不一样了。刚来海南的时候，我身上带着两本证：全国劳动模范、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自己觉得这个农民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党委书记吴伟雄。

人物档案

吴伟雄，1956年出生，湖北黄梅人。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并两次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9年来到海南创业。
1991年起先后担任海口市罗牛山农场党委书记、场长，海口市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年起任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农业。
2007年任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党委书记。受命实施海南农信社改革，6年间使一个全国质量最差、风险最大、最后一家改革的农信社，不仅扭亏为盈，而且不良率下降和资本充足率提高等重要指标进步度连续四年全国同业排名第一。

语录

·改革最大的好处，就是真正让市场说了算，给有能力、有知识、有技术的企业和人士松绑，获得展示的机会，让我们能放开手脚发展。

·每一次改革，都是对农民束缚的破除，在市场的指挥下，甚至帮助农民实现不可思议的发展。

·我也不是生来就懂市场，懂农业的，改革让我增长了见识。市场教给了我们农民很多东西。如果没有改革，我现在可能还在大湖之滨。

“您怎么评价自己?”

“我这辈子就是个农民，以前养猪、养鸭的时候是，现在还是，到哪里都是。”吴伟雄脱口而出，没有一丝迟疑。

在海口海府路老省委大院里一幢上了年头的五层小楼的顶层，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周边的氛围跟其它金融企业一样严整而忙碌，一切情境都似乎与这句话不太相符，除了吴伟雄的衣着——总是黑布鞋、黑布裤子、衬衣，衬着红膛膛的脸庞，高高的个子、粗手大脚，就像在乡镇街道上迎面走来的一个老农。

电视上正播着一个养猪的节目，马上吸引了他的注意，在我们预设的话题中插入一段“猪经”：“你们闻着所有的猪圈都是臭的，我们闻着可不臭，健康的猪气味是香的。我们只要闻一闻就知道猪养得好不好。”

“汝底海南话巩滴真嚯(你的海南话讲得真好)。”一同采访的同事惊讶地说，这对于一个普通话还带着不少湖北口音的人而言，殊为不易。吴伟雄解释，每天都要与之打交道的海南农民，是最好的语言老师。

在这些农民气息的背后，是一箩筐一箩筐的传奇故事：辗转三省，四次在事业顶峰时重新创业，两次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的殊荣，缔造了全国第一家菜篮子上市企业，被称为树立海南养殖业里程碑的“养猪教父”……说起过往30年的人生历程，那些被人艳羡的辉煌故事却在他这里烟消云散。一小阵的回想与沉默之后，吴伟雄慢慢地说：“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讲得真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的力量，我一个农民寸步难行。”

跟着改革开放的大潮

来到海南

记者：您四次创业，每一次都是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从头再来”的勇气和力量从哪里来的?

吴伟雄：实事求是地说，每一次，都是改革开放给了我重新创业的机遇，也是改革开放给了我发展的力量，推动着我一步步往前走。

记者：来海南也是因为改革开放?

吴伟雄：来海南尤其如此。1987年，我在深圳看到《人民日报》的新闻，国家领导人视察海南，说这里要建设“全国最大的特区”、“东方夏威夷”，心里非常激动，马上来考察，觉得这里发展畜牧养殖业大有可为，就下了决心。可以说，我也是“十万人才下海南”的闯海人中的一员，当时才31岁。

记者：据说您创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也是这段时期?

吴伟雄：是啊。改革只是提供了机遇，把握机遇还要靠自己，靠实干，有吃苦精神。刚来海南的时候，我还是龙感湖农场的国家干部，农场不看好在海南的养猪项目，要撤走，可我知道这里会有很大发展，怎么办呢?心一横，辞了职，带了几个人回来海南。那时快过年了，我们找了一辆旧车，人坐在前面，后面拖着两头良种猪，自己往海南开。将近2000公里，那时也没有高速公路，一路上真难啊：车抛锚，人和猪都冻得要命，差点被扣住……最着急的时候，我眼泪直流。好不容易到了海南，又马不停蹄运猪去卖，都忙完了回到家已经是大年初一了，我们吃了顿饭，又开始清洗猪栏。人没过节，给猪过节了。一个大老板看到了，跟我说，你们不赚钱才怪。

见证改革创造的

一个个奇迹

记者：罗牛山起死回生也是靠这种精神?

吴伟雄：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上班第一天，财务过来和我说：“场长，去财政局拿钱发工资吧。”大家就等着吃财政的“奶”，企业暮气沉沉，我就下定决心要改革。1993年，我们主动断奶，不再要财政拨款。

记者：罗牛山不仅是赚了钱，还从一家小农场变成了上市企业，改变了“百万生猪下海南”的历史，实现了“百万生猪出海南”。

吴伟雄：改革最大的好处，就是真正让市场说了算，给有能力、有知识、有技术的企业和人士松绑，获得了展示的机会，让我们能放开手脚发展。改革开放前，什么都要审批，销售、出口、农资……我们只能养猪，赚不到钱;改革后，我们才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大展拳脚。应该说，我们每一步都踏上了改革的步伐，赶上了好时候。

记者：海南产生了全国第一家“菜篮子”上市公司，很多人说这是个奇迹。

吴伟雄：我见证了许多改革创造的奇迹。以前，大家都说海南太热，“养猪、养蛋鸡赚钱是做梦”，结果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难题，改变了海南生猪进岛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人家说“养猪的还想上市，做梦”，结果也成功了。海南农信社改革前，是全国质量最差、风险最大、最后一家改革的，有人说“一天亏损100万，我看你怎么办”，劝我不要去了;现在，不但扭亏为盈，而且重要指标进步度连续四年全国同业排名第一。做农民小额贷款前，有人说“肯定收不回来”，现在已经有30多万农户、也就是全省四分之一的农户拿到了贷款。是改革，让这些梦都实现了。每一次改革，都是对农民束缚的破除，在市场的指挥下，甚至帮助农民实现不可思议的发展。

从“吴老土”变成

“吴老板”

记者：您自己呢，有什么变化?

可是，在传统观念里，人家还是看不起你这个农民的，嫌你土里土气，身上一股子猪粪味。当时生猪出口，只能通过指定的进出口企业，经理态度很高傲，服务也不好，但是没别的选择。后来，改革赋予企业自主进出口权，这个经理主动跑来要做我们的业务，他原来叫我“吴老土”，这时变成了“吴老板”。

记者：从湖北到深圳、再到海南，您都始终坚守农业领域，为什么?

吴伟雄：我就是个农民，中国的农民很勤劳，但过去没有机会，改革让农民也有了创造财富、赢得财富的机会，让我们农民大有可为。

记者：大家都感叹您对农业敏锐的判断，去哪都取得了成功。

吴伟雄：我也不是生来就懂市场，懂农业的，改革让我增长了见识。比方说，在深圳，我们最初养鸭的地方后来变成了金融中心，让我知道了市场如何为资源定价。以前，我们去泰国学习热带养猪技术，没过几年，人家来海南考察养猪技术。市场教给了我们农民很多东西。如果没有改革，我现在可能还在大湖之滨。

记者：就是说改革重新塑造了农民。

吴伟雄：对。1993年，罗牛山进行股份制改革，把企业的股份卖给员工。当时很多人也不理解，还去政府告状。1997年，罗牛山上市，许多员工赚了几十万元，还有的成了百万富翁，人们才真的体会到了资本市场的力量。至于我们带动扶持的农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都大有人在。

以金融之手帮助

更多农民致富

记者：年过半百又在农信社重新开始，跟以前的创业经历会不一样吗?

吴伟雄：农村金融是现代农业的核心，也是改革中的一处堡垒。记得在2007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罗保铭同志说，农信社改革，触及了农业的深层次领域，对农民增产增收十分重要。他与“穷人银行家”尤努斯为人津津乐道的“拉钩约定”，引入了农户小额信贷改革，指明了我们改革的方向。这让我好像又感受到了刚来海南时那种激动人心的改革召唤。

过去，农信社是“被改革遗忘的角落”，到了破产的边缘;现在，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农信社从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入手，解决了“内部人控制”、“大锅饭”等问题。比如，在蒋定之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下，我们成功改制挂牌了海口、三亚两家农商银行。今年，农信社全辖存款余额800亿元，贷款余额500亿元，我们重新成为一家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农信社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改革创新，改革赋予了农信社新生。

记者：对下一步的改革有什么期许?

吴伟雄：这些年，中央每年都有一号文件支持农业，取消了农业税，还有许多补贴，束缚着农民发展的绳索真正被解除了，干了一辈子农业，现在正是农民大有可为的时候。罗保铭书记多次跟我讲，“三农”发展有5个关键：资金、市场、科技、保险、农民组织化。这“五点论”就像五个指头，握成拳头就厉害了，“三农”发展就有了力量，农民奔小康就能加快步子。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对深化农村改革作出了再部署，明确提出“三个赋予”、“四个鼓励”、“五个保障”、“六个推进”、“七个允许”等等，给予农民更多发展机会、更大利益。我们一定要把握机遇，再创辉煌，帮助更多海南农民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