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新希望下跪，喊“救命”可以不论姿势？

6月30日，十几名年轻人跪在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新希望大厦外面，其中一名男子头上以及上身绑了一圈玫瑰花，另外一名男子举着一张广告，上书“我是一名白血病患者，求助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救命，借我100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以及他的联系方式。一起下跪者介绍，“玫瑰男”叫莫向松，患有白血病，他们是莫向松的同学，6月29日得知莫向松想找四川新希望集团借钱治病，大家就过来支持他，和他一起“战斗”，希望四川新希望集团能给他一个意外的好消息。

“玫瑰男”莫向松的遭遇，令人同情，笔者也希望他能早日得到有效的治疗。但不能不看到的是，莫向松及其同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些底线，也引发了一些争议。首先当然是这十几名大学生的当街下跪。对于我们这个对下跪有着特殊记忆的国度来说，尤其是对于这些有知识的大学生来说，许多人关注的必然是怎样才能不跪的话题。不跪，有尊严，有人格，的确是现代公民的首要条件。

另外引起争议的则是他们这种以下跪“逼捐”的做法。正像正统的观点所说的那样，逼捐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对慈善业非常有害，会毒化慈善业健康发展所需的文化和舆论环境。而且设身处地也可以想见，这种做法事实上是将企业放到火上去烤，令企业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拒捐吧，则显得冷血薄情，会被指责“为富不仁”；捐吧，则这种善念因为非属主动，所以未必被领情，而且也可能导致更多的逼捐者。由此而言，“逼捐”的确显失厚道。

不论是“不跪”，还是从企业或慈善文化角度来看待莫向松们的做法，自然都没错。我未免也会觉得，莫向松也许可以有其它的一种选择。而且即使莫向松们真的要找一个下跪的地方，也不应当是企业大门前，而应当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大门口。因为对于公民走投无路的大病救助，是政府责无旁贷之职。但也正是因为念及于此，反而不禁悲从中来：如果莫向松们真的可以不用下跪就能得到救助，他们未必仍会选择当街下跪？而且，如果他们真的可以找到那个下跪之地，那么他们就不会去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逼捐”。

很多时候，在出现类似事情之时，一些舆论也会指责当事人在策划新闻，搞眼球效应。我不否认，莫向松下跪索捐没有这方面的嫌疑。事实上，他之所以下跪，正是因为有“一个热心的网友建议他找新希望集团借钱”。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求助渠道是顺畅的，救助机制是无阻力的，那么又有几个当事人会处心积虑地以这种方式来寻求帮助？靠博出位才能获得同情与关注，这本身就表明一种社会之痛、机制之病。

当我们可以感知到莫向松那样的走投无路之时，我们或许能够知道，莫向松的下跪“逼捐”，只是一种呼喊“救命”的方式而已。下跪自然不好，逼捐确有不妥，但是这对一个“垂死挣扎”而且救助希望渺茫的人来说，能够拼命喊出那声“救命”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难道喊声“救命”还必须规定采用什么腔调什么姿势？而与一个高呼“救命”的人的切迫感与绝望感相比，其它的一些不好与不妥之处，是不是也可能被原谅呢？

救救莫向松。救救莫向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