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猪事件”引发的产业思考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缘何障碍重重？
八十元补贴经费缘何不见踪影？
生猪养殖缘何难实现规模化？
“……死猪的尸体堆积如山，无法焚烧，只好挖坑埋掉。坑也无法挖深，半米就出水。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这是莫言于2006年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生死疲劳》中的一段叙述。
原本只是小说描绘的场景，竟在7年后出现在上海的饮用水水源地黄浦江中，打捞工作整整持续了两周仍未完全结束，累计打捞死猪已超过万头。黄浦江死猪事件发生后，经多地媒体披露“死猪水葬”或许是普遍现象。近日，连四川的死鸭子也加入了“漂流之旅”。
如今这场风波已接近尾声，有关动物无害化处理的探索和思考却方兴未艾。多位养殖业、动物防疫以及政府部门人士接受本报采访时透露，粗放分散的养殖模式、政策性补贴难以到位、动物无害化处理缺少商业运作条件……国内动物无害化处理实践中面临重重障碍，需要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
处理成本高
一个发酵池
就要占用10亩地
嘉兴新丰镇112个厌氧发酵池中，三分之二为规模养殖户私有的配套处理设备，村级的厌氧发酵池仅有40个
根据上海市政府通报的信息，部分被打捞死猪来源于上游嘉兴地区。嘉兴市畜牧局信息显示，目前嘉兴生猪养殖区主要分布在南湖、平湖、嘉善、海宁等地，养猪户达到13万余户，每年饲养生猪超过700万头，出栏数达到450万头。
近日，记者走访了嘉兴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这个村子1400多户人家中有906户养猪，生猪收入占到了村民收入的85％，是嘉兴诸多生猪养殖村庄的一个缩影。走进竹林村，随处可见沿街墙面悬挂着猪饲料、猪营养剂的广告。据竹林村村长陈云华介绍，该村虽然生猪养殖量较大，但养殖规模在500头以上的养殖户非常少。
竹林村许多养殖户都将生猪养殖在自家小别墅后方的平房内，平房空间被分割出一个个狭窄的猪栏，每户养殖数量从几头到几十头不等，很少超过50头。整个村庄中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猪臭味。
《嘉兴日报》曾在报道中称，今年1-3月，竹林村有大量生猪死亡。一户中等规模的养殖户向记者证实，前段时间确实有不少仔猪夭折。但他否认有将死猪抛弃在河道内的情况，并表示该村有专门从事死猪处理的工作人员会上门回收死猪。同时，他也表示，这段时间生猪死亡率比较高，工作人员很难随叫随到，一般情况下都是养殖户自行将死猪送去村子里专门处理死猪的厌氧发酵池。另一位养殖户则透露：“因为上门收死猪要收费的。”
记者跟随这位养殖户来到村庄北边公路旁的一个处理池，池子顶部一米见方的开口已被锁住，旁边挂出了“病死猪池已满”的告示。处理池还旁堆放着数具死猪尸体，蝇虫飞舞。在另一个未关闭的厌氧发酵池，有人掀开顶部水泥盖，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迎面而来，隐约可以看到池中死猪的尸体基本完好。
根据动物防疫专家解释，一头死猪在厌氧发酵池中至少需要半年才能分解，操作人员打捞降解物质后，厌氧发酵池可以重复使用。但当地村民则告诉记者：“这些池子其实是一次性使用的，一个丢满了再挖新的。”新丰镇一位干部向记者介绍，新丰镇目前总共有112个这样的厌氧发酵池，随着死猪数量增加，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新增数个发酵池，对土地需求量较大，一个厌氧发酵池就要耗费10亩地。村民对死猪很忌讳，厌氧发酵池选址也颇为困难。
而另据媒体报道，新丰镇112个厌氧发酵池中，三分之二为规模养殖户私有的配套处理设备，村级的厌氧发酵池仅有40个。就当地生猪养殖的平均死亡率推算，目前已投入使用的厌氧发酵池难以接收所有的死猪。记者也在竹林村看到，垃圾箱正在成为死猪约定俗成的新堆放地点。
采访过程中，当地村民始终否认有将死猪抛入河道的行为，并指责称邻村可能有这样不好的习惯。对于被查证的死猪，嘉兴当地官员也仅轻描淡写地承认，是少部分养殖户法律意识单薄，有随意抛弃死猪的陋习。
记者在新丰镇途经数条河道发现，水乡嘉兴曾经阡陌交通的河道已被死猪、猪排泄物和其他垃圾充斥，空气和土壤同样不可避免地沾染着猪的气息。更有公开报道和资料指出，嘉兴地表水达标率较低，氨氮和总磷指标长期偏高，即水富营养化。而水厂在水质处理方面尤为注意去氨氮工艺。
显然，在生猪产业管理方面，嘉兴市还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
设备投入大
处理设备
一次至少投十几万
据称，由于缺少政府部门牵头和政策支持，国内这一行业的发展相当缓慢。此外，市场对生物柴油、有机底肥的需求有限，动物无害化处理副产品值不了多少钱
“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是畜禽子行业中最低的。”一位基金农林牧渔业研究员告诉记者。农户分散养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嘉兴一地之痛。浙江地区往年春夏季节，钱塘江、富春江等主要河流中也发现过大量死猪，只是数量和影响力远不及此次黄浦江死猪事件。另据近日湖北广东、四川、安徽等地媒体报道，当地河流中也发现了死猪、死鸭集中漂浮的现象。
我国畜牧养殖量巨大，但是病死动物“身后事”处理问题很少被提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回答“死猪江葬”提问时表示：“猪不存在火化问题，只能是无害化处理掩埋。”那么，何为无害化处理呢？
据农业部2006年提出的《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处理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即用焚毁、掩埋（深度不少于1.5米）等多种方法处理动物尸体，以彻底消灭其所携带的病毒、细菌。
根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通报，对于部分死猪就是采用了就地深埋的处理方式，深埋地点坑深达7米，在坑底和猪身上都要铺生石灰，覆土层不少于3米，以确保不会对周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
然而，这一方式可堪应急，却并非长久之计。正如上述记者所见所闻，嘉兴地区的现状清楚展现了长期采用就地掩埋处理方式的种种弊病：大量占用农田、处理能力有限以及对村庄环境产生潜在危害等等。
另一部分从黄浦江里打捞起的死猪，则通过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的焚烧炉和高温高压灭菌无害化处理设施处理。目前，该中心有一台焚烧炉处理设备和一套高温高压灭菌无害化处理设施。另有一台焚烧炉正在抓紧改造以提升处理能力，现在设计处理日处理能力为35吨。根据该中心业务范围公告，也接受市民家养宠物的尸体无害化处理业务。该中心工作人员称，由于近期集中处理死猪尸体，该中心已经在超负荷运作。
就具体处理方式选择，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方芳公开表示：“我们更倾向于上马高温高压灭菌设备，那样可以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又能使处理企业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山东某生物无害化处理企业项目经理李海雷告诉记者，商务部在2008年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就提到了鼓励动物无害化处理，但高温高压灭菌设备一次投入最起码十几万元，由于缺少政府部门牵头和政策支持，国内这一行业的发展相当缓慢。
高温高压灭菌设备对动物尸体存在干化和湿化两种处理方式。湿化处理的效率更高，而且产生的副产品可以回补无害化处理运营的费用，动物尸体经高压蒸煮后可提取油脂加工成生物柴油。固体废物经烘干后加工成肉骨粉作为有机肥的底肥。
然而湿化设备一次投入成本较大，日后运营产生的副产品最多限于保本。“主要是公益性质的，商业化运作还比较难开展。”李海雷表示。
另一位农业专家干脆表示：“市场对生物柴油、有机底肥的需求有限，动物无害化处理副产品值不了多少钱，湿化处理运营只能由有能力的机构承受。”
从广州、江苏如皋、上海市等地实践情况来看，当地的无害化处理中心均为财政投资项目。其中广州的无害化处理中心为广州市城管委下属单位，上海市无害化处理中心为上海市农委下属事业单位，均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
此次黄浦江“漂猪”事件爆发后，被质疑为死猪源头的嘉兴市也在筹谋建立工业化的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其实去年9月份，嘉兴市有关方面就跟国内设备商洽谈过建设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的事宜，近期对无害化处理中心的推进心情则更为迫切。记者从嘉兴南湖区相关部门了解到，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项目已经立项，计划投入资金超过1600万元，预计今年底投入使用，南湖区打算以区一级财政承担。
就此问题，记者也曾采访过包括桑德环境（000826,股吧）在内的数家国内知名垃圾环保处理企业，企业方面均表示，目前尚未涉及动物无害化处理，未来也将以“是否具有商业化前景”为考量。
目前，国产湿化设备技术主要从德国、荷兰等国引进。欧盟农业大国对动物尸体早已普遍采用工业无害化处理。资料显示，在奥地利、比利时、德国等欧盟国家，工业、市政和地区政府部门已经联合起来，建立超区域的有害废弃物处理公司。以公司合营形式组织起来的这些机构，负责收集和处理多种多样小批量的有害废弃物。它们有的建立自己的处理设施，有的运用处理公司的设施去完成各种废弃物处理任务，已经形成成熟的运行方式，可为中小型企业、农庄、农场随时进行少量病害动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这或许也能为国内市场带来些启发。
补贴落实难
许多养殖户
不知有国家补贴
早在2011年7月，国家就出台政策对年出栏5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给予每头80元补助经费
在黄浦江“漂猪”事件爆发后，农业部立即发出通知要求严格落实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经费。经记者查证，早在2011年7月，国家就出台政策对年出栏5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
但竹林村养殖户的回答令记者感到愕然，记者随机采访的多人均表示从没听说过有无害化处理补贴，而且上门收死猪的收集员还问他们索要费用。根据新丰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黄军的解释，这是借用铲车的费用，每次收费20-80元不等。
新丰镇方面接受采访时表示，相关无害化处理补贴都是发到村一级，而行政村直接将这些补贴用于新建厌氧发酵池用地，相当于代养殖户进行无害化处理。
河北某地畜牧水产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就算80元的补贴能够到农户手中，也很难保证无害化处理率。“死猪地下产业链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据了解收购价1元/斤是没有问题的。”这位人士表示，如果养殖户手上的死猪超过80斤，趋利本性必然会对他的选择产生决定性影响。他建议，将生猪保险和无害化养殖挂钩或许是相对可行的操作手法。我国台湾地区就是以生猪保险作为实现病死猪集中化制处理的核心，整个病死猪的处理流程与保险的签订、确认、理赔是紧密配合的。
记者注意到，参与国内生猪政策性保险的保险机构在理赔条款中，对无害化处理没有明文约定。但在内部管理规定中，生猪保险参与方之一的人保财险要求工作人员100%到现场勘验，对申请理赔的死猪索取检疫部门的尸检报告，然而还要“协助配合当地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执行生猪保险未经无害化处理不予赔偿的规定。”
不过，目前生猪保险仍未实现普惠。而据广东一位了解生猪养殖的人士透露，当地生猪保险一度出现了不让投保的现象，原因与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有较大关系，其中市县财政负担比例相对较高。
3月21日，农业部召开全国春季动物防疫督查工作视频会议。会议要求针对这次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各地要把病死动物的无害化处理作为当前春防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抓紧抓好。由此可见，动物无害化处理“更上层楼”已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