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猪肉为何饱含抗生素？养过猪土地为何富含砷？原因在这里

最近，麦当劳宣布全球停用含HPCIA抗生素鸡但不包含中国的消息时，引起了中国网友的不满，认为麦当劳歧视中国。而近日浙江湖州私埋死猪事件再次引发关注，尤其这批被私自掩埋的死猪来自于2013年，这不得不让人想起2013年黄浦江漂猪事件。

早在2013年，上海黄浦江连续出现死猪，后来卫生防疫部门追查发现，死猪来自于浙江嘉兴，此件事引发了舆论的狂潮，更吸引了公众对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关注。

资料显示，一个中美合作的研究小组对北京、嘉兴和福建莆田三个万头养猪场所做的研究表明，一些养猪场的药物和添加剂滥用，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抗生素污染和砷污染就这样浮现在公众面前。

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定寰表示，添加砷并不一定是养猪场的问题，更多的是饲料厂的问题，几乎所有的饲料厂都往猪饲料里加砷，目的是为了猪的样子更好看。砷等添加剂的大量使用是现代化养猪业防病的需要，原因是大量引进洋猪难以适应环境需提前预防。

胡定寰表示，按照传统农业的思路，一亩地一年只能消化一头猪的粪便，但现代化养猪属于工厂化的行为，大量猪粪无法处理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而砷等添加剂并不能被猪完全消化，大多被排出体外，含砷猪粪在一些地方被制成有机肥，长期施用后对土地形成更严重污染，易被植物吸收，随后又上了餐桌。

养猪场周边惊现砷污染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的生猪出栏量为6.8亿头，而在四年前的2012年，全年生猪存栏量为4.75亿头，出栏量为6.96亿头。中国保健养猪网的资料显示，中国的生猪存栏数、出栏数和猪肉产量，已经连续20多年位居全球第一，甚至多年猪肉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如果养猪场的污染仅仅是猪粪和猪尿的气味污染，也许还是一个小问题。但问题是，中国饲养了全球一半的猪，而在工业化的大规模养殖的背后，是巨量的抗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滥用，经过猪的消化系统以后，以粪便的形式排放在环境中。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2013年1月26日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研究人员在位于北京、浙江嘉兴和福建莆田的三个万头养猪场粪便及周边受其影响的土地里，共检出近150种耐药基因，而且还检出富集的“砷”等微量元素。

研究人员先在三家大型养猪场对猪的粪便进行了取样，然后到猪场附近的土壤里采集了样本。作为对照，他们在福建莆田的原始森林里采集了土壤样本，还采集了美国未经喂食抗生素的猪的粪便样本。

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实验室里检测后，研究人员找到了149个耐药基因，这些基因的出现频率比对照高出192倍到28000倍，大量的转座酶帮助这些耐药基因从一个细菌转移到另一个细菌，而这些耐药基因倾向于聚集在一起，在成团的细菌间转移，在样本中检出了砷、铜和四环素等物质加强了这一进程。

调查报告显示，尽管三家农场的地理位置相距超过2000公里，堆肥技术和抗生素剂量以及耐抗生素基因蓄积的状况都极为相似。研究人员认为，此结果说明相似的耐药性基因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使用类似管理手段的国家存在。

2013年3月15日，记者联系上该文的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永官，他表示自己只做科研，不接受采访，具体情况让记者自己察看已发表的文章。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定寰表示，在土壤里发现耐药基因和砷等微量元素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关注过类似的问题，且已经在相关的未公开文章里对这些问题做过论述，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猪本身是不会污染的”，胡定寰说，中国的传统养殖方式是三头猪八亩地的小生产方式，猪粪被用来肥地，本身不会构成任何污染，一个村庄里即使有个100头猪的养猪场，粪便也还可以处理。最近二三十年来，万头养猪场的不断涌现，造成的粪便污染便会成为问题。

胡定寰说，国外有相对成熟技术的国家，一般会在相应的大型养猪场附近建立工厂，将猪粪变成肥料，能够解决问题；但中国缺乏相关的粪便处理技术和设备，更缺乏规范养猪场排放的国家标准；更严重的是，目前中国的猪粪污染最主要的是富含抗生素、重金属和砷等微量元素，这些物质经过长期累积之后富集到植物上，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

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省兽药研制与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王付民、陈杖榴等人对广东省长期使用阿散酸作为饲料添加剂的15个大型猪场的周围环境及农田进行的调查表明，猪场内长期施用猪粪为肥料的甘薯根内的总砷含量已为国家规定最高检出限0.5毫克/千克的3-6倍，甘薯地的砷含量远远大于自然界最高砷含量背景值15毫克/千克的2至4倍。

该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猪场鱼塘水的砷含量已经超过0.05毫克/升的渔业水质标准，鱼的脂肪、脑的总砷含量远远超标，约为肌肉组织中总砷含量的3-4倍；猪场排污口附近的土壤，砷污染范围介于200米到500米之间，其中距离排污口5米到50米的土壤，砷含量远超自然界的砷含量的最高背景值15毫克/千克。

该研究还显示，被调查的养猪场附近的稻田土壤中砷含量的范围介于14.52-22.32毫克/千克之间，平均值为18.65毫克/千克，已经超过自然界水田最高背景值15毫克/千克，超过未施用猪粪的稻田土壤砷含量的2.2倍。调查中已有5块稻田砷含量超过20毫克/千克，最高砷含量达到22.32毫克/千克，而当土壤中的砷含量达到25毫克/千克时，水稻减产10%。

王付民等研究人员估计，2004年全国有机胂饲料添加剂使用总量为2万吨，按照30%的含砷量计算，有6000吨砷完全进入了农田，全国有大约18万公顷农田超过自然界砷的最高背景值。研究人员警告：“这些砷随着粪便进入农田，可以预计在有限的时间内，必将危害水稻的生长，进而影响人类的食品安全。”

砷物质主要来自饲料

“砷是饲料厂添加的，不一定是养猪场的问题。”胡定寰表示，在饲料中加砷是饲料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目的是让猪长得更好看”。资料显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最早于1964年允许有机砷制剂应用于鸡饲料，1983年正式批准用于猪、鸡的促生长剂，中国农业部1996年批准了砷制剂的使用。

资料显示，砷属于第四周期的类金属，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元素，其在地壳中排列第20位，海水中排列第14位，人体中排列第12位，地球富含砷约1.5-3毫克/千克。但在动物营养学中，砷即是动物必须的微量元素，也是有毒有害的元素。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的王米、薛飞群等人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介绍，鸡、山羊、小型猪、鼠的实验证明，缺砷生长缓慢，损害繁殖性能，一些砷化合物对动物具有明显的生长促进作用。目前常用的含砷添加剂，有阿散酸和洛克沙胂两种。

论文显示，阿散酸对养猪业有重要意义。“日粮中添加阿散酸能控制仔猪腹泻，提高生产性能；提高肥育猪生长速度，降低料肉比”，“日粮中添加60mg/kg阿散酸增强生长猪的消化能力，提高干物质、有机物质和粗蛋白质的消化率，提高能量利用率，且各种氨基酸的利用率也得到相应的改善”。

除此以外，论文还表明，添加阿散酸对猪消化道肠壁组织能更好地吸收营养物质也产生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其能促进蛋白质脂肪的同化作用和有效抑制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肠道微生物，还能改进有机体色素的形成，使动物皮肤红润、毛光亮。

科研人员认为，单质的砷几近无毒，砷的氧化物及其盐类绝大部分属于剧毒类化合物，无机砷毒性大于有机砷，三价砷化合物毒性大于五价砷化合物。而阿散酸进入有机体后，五价砷先被还原成三价砷，在酶的作用下进一步甲基化和二甲基化，最终代谢成甲胂酸排出体外，从而对环境构成污染。

据生物谷数据中心的资料，甲胂酸对环境有严重危害，易溶于水和乙醇，对水体可造成污染，不溶于乙醚；遇明火具有高热可燃性，在农业上主要用作杀菌剂、除草剂。该品有刺激性和致敏性，人体甲胂酸中毒，有咽喉肿痛、腹痛、吐泻等；慢性中毒症状有身体酸痛、眼睑肿胀、腹泻、恶心、呕吐、肝肿大、周围神经炎、剥脱性皮炎等症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版的《砷的环境卫生标准》中指出，长期接触含砷化合物对许多器官系统都有毒副作用，有机砷突出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失调，使脑病和视神经微缩的发病率升高。研究表明，有机砷虽然无急性毒性，但长期使用或者过量添加会引起动物组织器官崩溃，同时抑制多种组织酶的活动；不同砷化合物的药理和毒理作用本质上是相同的，砷能杀灭细菌和寄生虫，对宿主同样也有毒害作用。

王米的文章显示，砷对各种动物均有毒性，主要以化合物的形式经消化道和呼吸道进入体内，主要分布在肾、肝、脾等内脏，慢性中毒时主要蓄积于骨骼；砷沉淀量较小，大部分迅速从尿中排出。有机砷可使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失调，使脑病和视神经微缩的发病率升高。

在饲料中过量添加阿散酸，导致猪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1999年浙江武义县发生仔猪慢性阿散酸蓄积中毒；2003年福建漳州市郊自配料有机砷中毒导致仔猪应激性死亡；2005年陕西一规模化养猪场在生长育肥猪全价料中添加0.2%的阿散酸导致中毒。

胡定寰说，现在养猪户或养猪场自行添加含砷制剂的少了，主要是饲料厂按照国家规定的量在添加，尽管对猪的生长不产生危害，但是经过猪消化以后，在环境中蓄积而构成污染。

养猪业为何要加抗生素和砷？

养猪业为何要添加含砷制剂以及抗生素、重金属铜呢？胡定寰说，是养猪业规模化、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主要的目的是要防病和促进生长，提高肉料比。而其学生、农科院管理学博士孙洪波2012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则进一步深究根源，归结为市场中的机会主义。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49年到2012年，全国生猪存栏量从5775万头增加到4.75亿头，生猪出栏量从6454万头增加到6.96亿头。而养猪场也朝大型化发展——1998年，全国生猪出栏只有23.2%由饲养规模在50头以上的大规模农场提供，2006年大规模农场出栏的生猪首次超过了小规模农户，占到了52.03%，2008年该比例继续增加到78.6%。

在生猪养殖规模扩张的同时，政府主导的猪种改良也正在迅速进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向苏联、东欧等国出口的猪肉因脂肪比例高而被退货，1964年农业部、外贸部、浙江省、湖北省和广东省分别从英国、瑞典、法国和荷兰等国引进长白猪，先在一些国营农场繁育后再出口基地推广。70年代初，人们发现国外瘦肉型猪的生长时间短、饲料转换率高，有助于节约粮食，政府开始提倡引进瘦肉型猪种，并逐步确立母猪地方良种化、公猪外来良种化和肥猪杂交一体化的“瘦肉型猪的繁育和推广体系”。

但真正让本土猪失去市场的是70年代末期中国消费意识的转型，摄入动物脂肪会提高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说法开始在中国普及，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消费群体减少食用肥猪肉，屠宰场对瘦肉型猪和传统肥猪实行两种收购价格，政府的投资也趋向于瘦肉型猪的发展，传统脂肪型猪逐渐失去了市场。

2005年农业部制定《全国蓄禽良种工程建设“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的时候，国内生猪育种体系还没有建立，种猪场必须不断从国外引种，中国陷入“引种——扩繁——退化——引种”的局面。而每一次退化之后就发现，猪对环境的适应性下降，抵抗力下降，只能大量喂食抗生素和含砷、硫酸铜的添加剂，让猪能迅速达到出栏标准。中国养猪业由此迅速陷入恶性循环。

但一些中国企业善于把坏事宣传成好事。南方某集团2008年从美国引进2130头种猪，并花费70万美元为种猪包下大型波音747-400型货机，声称这些猪60%以上都是美国“冠军猪”的后代，有望成为中国高品质猪肉的代表。2010年8月，江西一企业如法炮制，从加拿大引进666头种猪并以此为噱头进行宣传。这些养猪企业，以夸张的形式进行宣传后，其猪肉在国内以高价售出。

其实，正因为这种商业模式的存在，从国外进口猪种到国内繁育饲养，本身就成了一个暴利行业。2006年，中国种猪信息网曾经对种猪进口的利润做过调查研究，发现进口种猪是一项暴利行为，“对于国内种猪企业来说，与其培育自己的种猪”，还不如“到国外引入优良品种在国内销售”。

孙洪波还发现，从1991年到2009年的19年时间里，美国、加拿大、丹麦、英国、法国、瑞典分别以16758头、11980头、4947头、2580头、2408头、473头列中国进口种猪国家的前六位，总金额分别是2587万美元、1571.8万美元、964.3万美元、536.5万美元、360.6万美元和74.4万美元，单价也达到每头1544美元、1312美元、1949美元、2079美元、2408美元、1498美元和1573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每头种猪一万元以上。

“在大量引进国外猪种的同时，也把一些国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疾病带到了中国。”孙洪波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发现猪传染病27种，包括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症、圆环病毒2型、副猪嗜血杆菌病、猪附红细胞体病、猪细小病毒病等。有代表性的生猪流行病有2005年的四川猪链球菌、2006到2007年被广泛称为“猪蓝耳病”的高热病和2009年的猪流感，每次都给养猪户造成了很大损失，甚至还危及人的生命。

孙洪波认为，不管是从气候、通风还有卫生条件来看，中国养猪场和欧美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直接从国外进口、以现代化大养猪场为目标的猪种，难以适应中国的养殖条件，发生各种疾病在所难免，而养猪场为了减少这些猪生病并加快其长大速度，减少经济损失，在饲料中添加防病抗病的抗生素、促进生长的微量元素和重金属就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