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猪肉价涨跌之间的产业变局

肉价涨跌之间的产业变局

——湘潭养猪再调查

6月13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发改委启动了国产冻猪肉的收储工作，目的是“为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从2006年8月到2008年5月，长达22个月的高盈利期过去后，价格开始一路下滑，至今跌幅已超过50%。至今年5月初，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生猪价格创下4.7元/斤的新低，“一斤猪肉相当于一棵白菜”的形势压得养猪户们几乎喘不过气来。

时隔两年，本刊记者重返养猪大市湘潭进行调查，两年前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所担心的又一轮“猪贱伤农”果然应验。不过，在应急性国家政策的刺激下，养猪业的结构性变化已经显现——大户崛起，小户退出，市场重新洗牌。

政策刺激与大户崛起

两年后，再次见到吴买生，他的主要工作已经从抗击“猪荒”转变成了寻找销路。作为主管湘潭生猪生产的总畜牧师，吴买生个人的切身体会非常直接，从求人养猪到求人买猪，“最明显的变化是猪养得多了，肉吃得却少了”。

在湘潭养猪户们的叙述中，2009年2月，广州爆发的“瘦肉精”事件，对已经下滑半年的市场行情无疑是雪上加霜。“本应该是春节猪肉涨价的季节，不仅没有涨，连猪都卖不出去了。”湘潭县响水乡的养殖户卢波向本刊记者感叹。

祸不单行，“瘦肉精”风波刚平，“猪流感”又袭来。湘潭的生猪价格一下子跌到了3.8元/斤，远低于5.4元/斤的保本价。虽然后来的更名挽回了一些市场，但已进入夏季消费淡季，生猪价格始终徘徊在4.6元/斤。

作为市场信息研究者，冯永辉预料到了猪价的下跌，但他坦言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快，“最主要原因是没有想到经济危机会来”。根据他的统计，普通居民并未压缩猪肉消费，但作为消费主力的团体单位压缩开支，尤其是作为最大消费群体的农民工大量返乡，预计2009年消费市场缩减幅度会达到15%～20%。

市场消费缩减，具体到养猪大省湖南就表现得更加直接。省畜牧水产局副局长罗运泉告诉本刊记者，两年前，作为主销地的广东曾占到湖南猪70%的市场份额，而现在直降到30%，只能靠重庆、广西等地来弥补。吴买生估计，销往广东的湘潭猪至少下降了10%，为此他不得不忙于开辟贵州等新市场。

一方面是市场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却是市场供应急剧增加。罗运泉给出的数字——湖南省两年内新增生猪出栏量至少在400万头以上。作为判断未来市场供应最关键的信号——母猪存栏量，湘潭市在短短两年间就增加了30%，从原来的22万头增至现在的30万头。

“价格跌了，是因为猪多了；猪多了，是因为大猪场多了——这是国家政策的刺激。”吴买生的逻辑简单而直白。除了忙着开拓新市场，他还要不断劝说小养猪户：“丢掉幻想，回到现实——像前两年那样疯涨的行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的理解很简单，“这两年的国家补贴起码要超过前面十几年的总和，市场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吴买生所说的国家政策，就是指2007年7月30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当年让吴买生感觉“实在、易操作”的文件，在两年内爆发出了超乎所料的能量。

扶植规模养猪场成为政策刺激之下的重中之重。以湘潭市为例，按照吴买生向本刊记者的介绍，2007年获得中央财政补贴扶植大规模养猪场的建设费用就高达1600万元，2008年则更多。“年出栏300头以上的养猪场可获得20万元补贴，3000头以上补贴60万元，1万头以上补贴80万元，这还只是中央财政的扶植力度，地方财政没有配套。”吴买生介绍说。

“地方政府面临两大压力：GDP贡献率与节能减排指标，偏偏养猪业对这两个指标都有不利。”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乔玉峰注意到有些省份虽然开始淡化发展养猪业，但来自民间的投资热情仍然不减，房地产老板和煤老板大举进入养猪业，忙着圈地建猪场；国外投行则与国内饲料、食品价格企业合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收购规模猪场。

一时间，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的项目办公室忙碌起来，一摞摞的材料堆满办公桌，来申请建规模养猪场的人排起了队。养殖户们的账本很简单：“存栏300头奖5万元，300头能繁母猪补3万元，而新建一个300头猪场则可补20万元，与其增加存栏量，不如新建个猪场。”单单是一个湘潭县，去年报上来的规模猪场项目就有100多个，最后只能批20个，为了不得罪人，市里干脆直接把评审权下放到了县里。

政策刺激的杠杆效应显而易见。吴买生的计算结论：政府投资1元，将会带动社会投资10元。以一个万头猪场为例，政府补贴80万元，但要建成并投入运转，至少需要800万元。“很多投资商为了拿到政府的80万元，也舍得掏800万元。”在湘潭，以前专门从事食品加工的伟鸿公司正与来自泰国的正大集团合作，计划要建一个年出栏5万头的大猪场，200多亩的土地已经谈妥。湖南天心牧业有限公司湘潭分公司经理万其见告诉本刊记者，过去两年中总公司获得财政补贴接近500万元，在河南等地收购了6个猪场，存栏量已由原来的8万头增加到现在的10万头。

按照冯永辉的分析，规模养猪场进入这个行业面临三大困难：政府的土地与环保审批，自己的资金、技术实力和融资能力，以及疾病风险。“没想到，中央出台的政策把前两个迅速解决了。”即便在湘潭这样的养猪大市，原来批建个猪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现在市里下了指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阻碍生猪养殖业发展。”

冯永辉记得，那时候找他咨询养猪业的电话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由于经济危机对房地产业的冲击更深，甚至很多面临资金压力的房地产老板要去向猪场老板借钱救急，“因为猪场老板不缺现金”。据罗运泉副局长估计，仅2008年一年，湖南省养猪产业的新增投资至少达到20个亿。

大户崛起、小户退出，构成了这一轮涨跌中最明显的产业变局。罗运泉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湖南省5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已由2006年的29万户增至35万户，年出栏量由以前的41.6%增至47.3%。而在湘潭，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吴买生介绍，两年前全市3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只有800多个，现在已经达到1400多个；原来50头以下的散户出栏量占60%，现在已经倒置，规模户占到了60%。

大户与小户的成本核算

“每头猪利润在100～200元是正常水平，资金不足的小户只能追着市场跑，实力雄厚的大户则可以渡过难关，走在市场前面。”冯永辉以此解释“为什么猪越来越难养”。养猪，已不再是每家每户解决温饱奔小康的选择，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

成本决定一切。这两年猪饲料的价格不降反升。仅以豆粕为例，从2007年的每吨2400元一路涨到2008年的4500元，此后虽有回落，但至今仍维持在3500元左右。27岁的卢波是青竹村村支书卢国良的儿子，在技校和湖南农业大学完成学业后，子承父业接管了家里的养猪事业。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头260斤重的肥猪为例，饲养成本总共1570元，即便能按照5元/斤的价格出售，卖得1300元，也要亏损270元。而现在的市场行情，每头的亏损要在400～500元，“即便前两年挣了十几万元，也很难一直坚持下去”。

本刊记者在湘潭走访调查的几天里，发现猪舍中超过300斤重的大猪非常普遍，笨重的身躯甚至使得它们已经很难站立。卢波介绍，如果按照料肉比2.7:1计算，最佳出栏期应该在240斤，往后则喂得越多，长得越慢。“能不能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坚持住，是对小户们生存本领的最大考验。”

既然无法逃脱市场周期，做强做大似乎是唯一出路。按照冯永辉的估计，1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在成本控制上可比小户节约至少10%，“除饲料的利用效率外，20个人养1万头猪与2个人养200头猪，劳动力成本自然也不一样”。而根据吴买生的观察：“一个大猪场好的时候一年赚300万元，哪怕是亏两年，每年50万元，只要能挺过去也就好了。”

作为青竹村第一养猪大户，莫石洪一直坚定扩大规模的决心，每年投资十几万元新盖一间猪舍。按照他的逻辑：“只有规模足够大，才能够在行情好的时候赚足资金为下跌时的坚持做好准备。”就在前几天，他刚刚卖了100多头大肥猪，平均每头都在300斤以上，“坚持了一个月，一天就要吃掉1000块”。他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沮丧，“心里是有点害怕，但坚信不会跌很久”。

莫石洪之所以能够坚持一个多月，最大的资本是他能够从饲料商赊到10多万元的猪饲料。而对于小户来说，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同村的莫正强就是一个例子。养了十几年猪的他一直没有扩大规模，前年养了70多头猪，挣了几万块，但去年下半年价格一路下跌，最后只剩下了20多头。到年底，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能全部卖掉，现在的猪舍已经看不到猪。去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到附近工地上打工，即便做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一天也能赚70元，今年更涨到了80元，泥瓦工则要100元/天。

村支书卢国良的分析依然以劳动力价格为标杆。“养猪对200头以下的中小户来说仍然几乎无利可图——以每头猪150元利润计算，3万元的收入要占用全家劳动力，即便与外出打工相当，但风险更大。”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两年以来，青竹村10头猪以下的小户从以前的150户减少到现在的90户，下降1/3；20～100头之间的中等养殖户更是下降了一半，以前家家户户养猪的株树组现在只剩下十几户人家养猪。与此同时，年出栏100～300头的规模养殖户却增加了四五十户。2007年猪价高涨时村里外出打工人员不足100人，到今年4月，打工人数已经超过200人。卢国良感慨：“养几头猪改善生活还行，但要靠养猪发家致富是越来越难了。镇上新建的养猪场规模都在千头以上，一个猪场就顶一个村子，再不扩大规模没法生存。”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