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生猪复产保卫战：养猪也是政治任务

即将进入腊月的湖南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继3月开始的急剧上升和10月的跳跃式上涨后，2019年11月以来，湖南猪价首次迎来连续性下跌。

这得益于“养猪市长”的纷纷出招。

9月，湖南省14个市(州)的市(州)长收到了各自的2019年最低生猪出栏任务。在养猪领域，以“下指标”的行政方式激励生产，尚属首次。一场“生猪复产保卫战”开始在湖南打响。

非洲猪瘟造成的恐慌正在慢慢消退。最近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67.2%的猪场正计划扩建。但这些都是大型养殖企业或规模大户，对中小散户而言，复产仍在艰难中突围。

一头母猪一年产两胎，每胎大约10只小猪，这20只小猪长大，需要至少半年。按照目前每头平均3000元的赚头，一只母猪就可以带来约6万元的收益。对此前因非洲猪瘟而损失惨重的养殖户而言，能否逆袭成功，还要看这20只小猪能否健康长大。

但现实远比数字更加复杂。

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一年前，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44头猪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病。先是发热，随后耳朵、臀部和后肢的皮肤开始发红、发绀，粪便出现血块。

在这些发红的皮肤下面，猪的淋巴结、心脏、大小肠和肺正在出血。很快，“不明原因发病”变成“不明原因死亡”。

当时正是10月底，湖南家家户户都在为立冬后的腊肉腌制做准备。往年，湖南人会将猪五花仔细地切成条，抹盐，揉搓，浸泡上浓黑的酱汁，腌制一周后，将肉挂在灶台前或窗边，等待春节的到来。

但非洲猪瘟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2018年8月，辽宁出现首例非洲猪瘟后，疫情自北向南迅速扩散至全国。在湖南，2018年10月23日发现首例，在此之前，已有黑龙江、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内蒙古、吉林、辽宁、天津、山西和云南等13个省份出现疫情。

湖南的疫情首发在益阳市桃江县和常德市桃源县。大型规模化养殖场和小散户纷纷中招。病毒可能来自所有地方，包括喂猪的泔水。

湖南省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主任徐旭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非洲瘟疫病毒结构复杂，传播机制还不清楚，要彻底控制，难度很大。

而到了2019年七八月间，天气因素叠加非洲猪瘟，使湖南的生猪存栏开始骤降。

在不断累积的恐慌中，中小散户和大规模场的行为出现分野。中小散户将存栏生猪几乎全部抛售、变现，不留一头；而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场则选择收缩产能，提前出栏部分生猪，等待蛰伏。

佳和农牧董事长李铁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7、8月两个月内，佳和农牧的产能就收缩了30%。作为一家起步于湖南，在全国各地布点的国内生猪养殖大型企业，猪瘟之前，佳和农牧的年出栏至少在100万头以上，也就是说，至少有30万头猪在这个夏季提前离开了自己的猪舍。

大规模的抛售、变现、减栏和产能收缩，使湖南从第三季度开始，生猪生产严重滑坡，产能逐渐降低到近几年来的一个最低水平。

截至9月底，全省生猪存栏2625.5万头，比去年同期下降33.0%，其中能繁母猪存栏下降38.3%。仅仅在7～9月的三个月内，存栏就减少了642.3万头，超过前6个月减少的总额。

供给端的变化直接作用于猪价。从8月开始，一直增长较为和缓的猪肉价格开始急速上升，8月底报收每公斤24.48元，比月初上涨了24%。

猪价抬升让养殖户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利润空间，逐渐压过了对疫情的恐慌。很多规模化养殖场迅速打出两张牌：一是从9月开始大规模复产；二是囤猪惜售。

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总畜牧师、湖南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彭英林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各养殖大场在猪瘟安全防控上，体系已经渐趋成熟，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不像2018年底时那样惧怕非洲猪瘟。他们看好未来的行情，开始囤猪，延缓出栏。囤猪现象自2019年5月起开始逐渐增多，一定程度上也抬升了猪价。

一边是散户对非洲瘟疫的恐慌和抛售，一边是大型企业的囤猪惜售，导致猪肉价格在剧烈波动中不断走高。而关乎重大民生的猪肉“保供”，则成为悬在地方政府头上的一把利剑，双方的拉扯才刚刚开始。

“非洲猪瘟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彭英林说。

市长的养猪任务

非洲瘟疫之后，中国的猪肉供给缺口达到了1000万吨。

从需求端看，国内肉类消费中，猪肉消费占比高达73%，短期内牛羊禽肉难以替代。从供给端看，中国进口猪肉量长期仅占国内猪肉消费的3%左右，占全球猪肉出口的18%。今年以来虽然数次加大进口力度，仍无法弥补庞大的缺口。

猪肉“保供”，成为唯一的出路。

5月1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会上说，由于受非洲猪瘟影响，生猪生产形势非常严峻。

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就在当月底，湖南就召开“实施优质湘猪工程保障市场供应暨非洲猪瘟防控电视电话会议”。副省长隋忠诚在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疫情防控和猪肉保供“两手抓”。

9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简称《意见》)，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第一次提出省负总责的总要求。

各省纷纷出台猪肉“保供”政策作为响应。截至10月底，已有18个省专门发文。包括湖南在内，广东、四川、广西等省份已将养猪任务分解到市。

《意见》发布后第二天，湖南省即发布《关于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规定从2019年起，各市(州)最低生猪出栏量被纳入“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纳入今明两年省政府督查考核内容。

很快，一份“特急”文件就送到了湖南14个市(州)的市长手里，上面列出了每个市州2019年的“养猪任务”，由市长负总责。

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各个层级，都成立了生猪生产调度办公室，负责对各地生猪的产能情况进行监测、跟踪政策的落实、协调各部门。调度办公室的人员主要由畜牧部门的人员兼任。

省里要求市里每周汇报一次政策落实情况，每月汇报一次生猪生产数据。市里要得更急，每半个月就让县里上报一次数据。县里只能每天往乡镇跑。

生猪出栏、存栏、能繁母猪存栏、仔猪存栏、规模化场数量、新增养殖场数，这些数字被一级级上传，直达省里。“周报、月报、各种报告必须要交，”一位县里的畜牧干部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

摸清底数，对生猪复产和猪肉“保供”非常关键。衡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刘诗真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每半个月报一次，方便他们随时了解各地完成任务的情况。到了年底，就会清楚哪些县差的很多，哪些县基本已经完成任务。

基层干部在行动。他们数的每一头仔猪、母猪和肥猪，都将变成一个个数字，指向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全国猪肉自给率达到9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解释说，2018 年，我国猪肉产量是5403万吨，即使是在进口最多的年份，猪肉量占国内猪肉产量的比重也就是2%左右。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解决中国老百姓吃肉的问题，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的方针，这就是为什么提出了95%的自给率目标。

事实上，中国猪肉消费占全球的49.3%，远高于欧盟和美国消费的总和。

“任何一个国家，都解决不了我们吃肉的问题，”徐旭阳说，“只能靠我们自己。”

生猪复产“保供”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和一些新的政策界定。在衡阳市副市长杨龙金看来，如何进行考核，真正发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确实比较难把握。

就在11月下旬，湖南省督查组刚下到14个市(州)，进行了一次为期10天的综合大督查，督查的一项主要内容是生猪“保供”。各市县生猪存栏、出栏任务完成了多少；省里的政策有没有落实；引进了多少龙头企业；有多少项目落地，这些都是督查的重点。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处长邱伯根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省里决定，等督查情况反馈上来后，再据此制定新的考核办法。预计新考核将于今年底首次施行。

杨龙金说，以前生猪出栏量虽然在“菜篮子”工程的考核指标中，但没有具体的指标要求，这次真正实现了考核“硬约束”，不但将其纳入了全市绩效考核，而且将指标任务进行了分解，层层压实了责任。

在彭英林看来，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抓手。对不重视生猪生产的领导，这是一把尚方宝剑。

复养痛点

9月以来，湖南各地开始积极复养。

养猪的痛点，一是钱，二是地，现在又多了一个更致命的疫情防控。

在资金支持上，湖南省给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将能繁母猪的保险额度从每头1000元增至1500元，育肥猪保额从每头500元增加至800元。同时，对从银行的贷款额度在300万元以内的猪场，省级贴息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贷款额度在300万～1000万元的，贴息降到40%；额度在1000万～5000万元的，贴息30%。

但大部分钱，还要靠市县财政。市县财政是吃饭财政，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只能咬紧牙关。在衡阳县，上半年县财政掏出440万元用于非洲猪瘟防控，这还是市长从应急资金里特批的。

衡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辉宇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困难的县，工资都难保，不可能再拿出多少钱保供。在非洲猪瘟防控上，已经是尽了全力。

和县里相比，衡阳市的经济实力稍微好一些，市里按照省的要求，对新建的规模养殖场，在国家和省财政给出的贷款贴息上，再增加10%。另外，衡阳市还给每个规模在一千头以上的种猪场补贴30万元～50万元。

说到贴息贷款，衡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西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养殖场很难在银行融到钱，猪瘟来袭，银行趋利避害，是市场行为，而政府只能给贷款贴息，但不能强制让银行把钱贷给猪场。

王辉宇还算了一笔账，2018年上半年，猪价大跌，最低的时候一斤只有四五元，猪粮比一度低至 5.13，一头猪的亏损曾达到400元。

2018年3月，据农业农村部对4000个养猪户的监测，养猪户亏损比跃升至78.01%。有些养猪企业还因为没钱买饲料让猪饿死而上了新闻。连年亏损，养殖户的日子本来就难过，猪瘟的到来，加剧了这轮“钱荒”。

进入李康荣的猪场，需要经过三道防线，首先要在市区内消毒，这是第一道。观察一段时间后，经检测无非瘟病毒携带，可以进入公司，这是第二道。在公司继续观察消毒后，才能最终进入猪场，这期间，需要经过三个围墙和一个洗消中心。用衡阳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贺晓霞的话说，“整个猪场就是一个防化部队”。

李康荣从1997年开始养猪，从5头母猪养起，现在已经发展到800头。他在耒阳拥有自己的规模化养殖场。这次疫情中，几乎做到了零损失。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构建严密的生物安全体系，是非瘟防控的窍门，但这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在这段特殊期，他要求全体员工一年内“只出不进”，吃住都在猪场，为了安民心，还给每个员工增加了一倍工资，并且增聘人员，以前两个人的工作，现在由5个人做。

李康荣没有白白投入。在这轮猪瘟中，他和他的猪活了下来。但其他中小散户或规模较小的猪场做不到像他一样。佳和农牧董事长李铁明对《中国新闻周刊》做了个估算，如果防疫的安全措施做到位，至少有70%～80%的概率可以抵御非洲猪瘟，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资金。

衡阳县养殖协会副会长、宏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玲拥有一个500头母猪的规模养殖场，他也“不计成本”地建立了一套防疫体系，这让他只损失了40%左右，他看到其他场的损失很多在80%。

在疫苗还没研制出来的现阶段，“非洲猪瘟要是染上，死亡率就是百分之百，” 他感慨道。

目前，李小玲正在积极扩产，他想在远离人烟的地方找一块地，但审批进行的很慢。事实上，对养猪人而言，如果说资金靠想想办法还可以筹措到，在选址用地上，则面临更大的困境。

首先，找不到地。 基本农田不能碰，生态林不能养，要远离人群和城市聚集区，还有15亩附属设施的用地上限。2015年国家开始划定禁养区后，可用的土地更少。禁养区内的猪场都被清退，无论是散户还是规模场。并且，这轮猪瘟洗牌下，倒逼猪场向规模化进化，建立严密的防疫体系，这些都要求大面积的集中连片土地。

其次，审批手续复杂，而且慢。

李小玲说，批地快的要2至3个月，慢的则要一年，要和环保、国土、农业和林业等一堆部门打交道。湖南不像东北地广人稀，以丘陵山地为主，土地零碎，连片地少，能用来养猪的地只剩下偏远的林区或荒山荒地。

他还记得，衡阳县2018年一共退养了5家规模化养殖场，只有一家正在县内重建，其他4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不得不“功能性停产”。

近期，湖南省发布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简称《措施》)在养猪用地的保障上，适度放开了一些。

《措施》规定，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允许在Ⅲ、IV级保护林地内建设种畜禽场，而且取消了15亩附属设施用地的上限规定。

徐旭阳指出，以前生态林有严格要求，不允许养猪，这次允许二类以下的生态林养猪，相当于“零”的突破。

在农业农村部10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在盘点各省内的猪肉保供政策时，也点名表扬了湖南的“生态林建畜禽场”政策。

《措施》还要求，对新建、改扩建生猪养殖场要实行并联审批，简化审批流程，压减用地审核备案时间。

在衡阳市，新的政策正在落地。

现在，有企业要建猪场，农业、国土、环保、林业、水利、还有乡镇会聚在一起联合选址，选好地后，大家一起开个会，如果都同意企业在这建猪场，就边建边批，这样走完整个程序，时间可以缩短一半。

养猪也是政治任务

对李小玲的抱怨，衡阳县的领导也很无奈。

王辉宇还记得，衡阳县此前要建一个大型养殖场，企业还没和政府签协议，就有村民告状到县委，县委常委把投诉转给县长，最后也没有建成。

作为衡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这些年，王辉宇见证了养殖户在普通民众中间的艰难突围，也见证了政府在夹缝中举步维艰。

贺晓霞指出，随着人们越来越强烈的环保观念，对猪场造成的污染也越来越不满，投诉时有发生。但问题是，人们对畜禽污染有一些误解，近年来，环保趋严，很多猪场都安了粪污处理设施和环保设备，但老百姓不管，只要闻到臭味就投诉。可是，即使在养殖业最发达的的欧美等国，也没办法彻底解决养猪的副产品：浓臭的氨氮。

耒阳市农业农村局江小云还发现，很多时候，村民是在恶意举报，不是因为真的发现污染，而是源于和猪场主之间的私人恩怨，有些甚至是20年前的私人恩怨。

猪场的建设还涉及到土地流转。因此，经常是上面已经选址了，审批了，落地了，但村民不支持，告到镇政府，镇政府去村里做工作，失败。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总缺乏足够的动力发展生猪生产。养猪业既不产生税收，还有越来越沉的环保负担，更时时被村民投诉，遭遇基层治理困境。因此，在发展生猪生产上，地方政府的态度一直不积极。

不过，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10月31日，衡阳市政府把湖南现代农业集团、新五丰、新希望等8家全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叫到一起，现场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总投资共154.9866亿元，这些钱将在未来变成890万头猪。

但这些企业看重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巨大的反差：以前，政府从没主动找过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来当地谈，被政府拒绝。现在，是政府主动邀请。在衡阳市，这还是第一次。

在衡阳县城中心，变化也在发生。

每年，约10万头猪从保安小区运出，在这个只有1平方公里的地方，密匝地驻扎着28个养猪场，最大的有1000多头猪，最小的也有几百头。2009年，这里曾作为“标准化生猪养殖小区”的典范被打造，但由于近年来的环保压力，短短几年内，保安小区就变成了污染小区和投诉重灾区。

每年，保安都能收到数十起投诉，来自普通老百姓、人大代表、县委老干部和在任的政府官员。2017年中央环保督查后，县政府在环保压力之下清退了这里的十几个猪场。

政府对保安的态度在湖南，乃至中国，都并不罕见。保安的衰落，不仅象征着传统养殖小区模式的失败，它的背后是中国近十年来养猪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进击的环保。

但现在，环保遇上了“保供”。

衡阳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去年，县里开会时还说要狠抓保安的污染治理，今年以来，县政府领导却开会必谈复产、保供。

“环保是政治任务，养猪也是政治任务。”他说。

实际上，湖南的“养猪任务”并没有太过严苛。徐旭阳透露，指标制定前，省里先下到地市调研，征求了各地领导的意见。最后的数字是根据各市州的基础产能、环境承载力和发展潜力，综合评估得出。

14个市州的“养猪任务”大多在200万至500万头之间。张家界市全域发展旅游，最低，只有50万头。永州和衡阳是传统的生猪大市，原本产能就高，对应的指标也和它们在全省的产量排位相当，永州任务最重，590万头，衡阳第二，520万头。

整个湖南省2019年最低的出栏任务是4500万头，是2018年的75%。

在徐旭阳看来，这些指标对各地而言，虽然难度不是很大，但也需要通过一定的努力才能达成，对地方有一定的压力。

但生猪产能的恢复需要一个周期。母猪需要酝酿5个月才能生下小猪，小猪长大需要度过1～2个月的保育期和5～6个月的育肥期，这样算下来，从补栏到出栏，大概需要一年左右。

“养猪不像工厂，可以加班加点，一天三班倒，多开几个生产线，养猪要遵循自然规律。”贺晓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湖南省在经历了7、8月的抛售潮后，从9月开始大规模复产，徐旭阳预计，到明年年底，生猪产能才会开始恢复。也就是说，明年一整年都是空窗期。

更关键的是，怀孕母猪最易受到猪瘟感染。抛售潮后，湖南各地普遍缺乏种猪，也就是能繁母猪，很多猪场没办法，将育肥猪作为后备母猪饲养。现在，种猪的价格已经从原来的1200元/头飙升至4300～4500元/头。

贺晓霞说得明白，没有母猪就没有小猪，没有小猪就没有肥猪。

猪肉“保供”，种猪是关键。以衡阳市为例，这轮生猪复产政策中，主抓种猪场的扩产和增减。市财政主动掏出1500多万元，给每个一千头以上的种猪场，补贴30万元～50万元。刘诗真说，目前衡阳一共有40多万头种猪，明年希望可以发展到600万～700万头的规模。

但他也坦言，对今年被分到520万头指标的衡阳来说，即使要出栏600万头都没问题，但明年要想完成520万头，真的很难。最艰难的战役，将在明年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