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贵干什么”何错之有

邓海建

11月3日,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在一次讲座上回答大学生提问时,建议大学生毕业后去养猪,特别是对于出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风险投资小。他还声称什么东西贵就干什么(11月4日《武汉晚报》)。

叶局长的话无疑引来网上一片斥骂。乌托邦有时就是那么一种东西:自己可以摔得头破血流,但绝对不能接受别人递过来的“OK绷”。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这样的纠结显得尤其悲怆。高贵的学费与越来越平民化的高等教育骄矜了公众的心——谁说上大学回来就该养猪,这简直就是“天良丧尽”。有网友留言道,“当年用卖猪的钱读大学原来是为了更好地养猪”?

质问很悲情,答案却无法天真。据教育部统计,2011年全国约有66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比2010年增加约30万；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全国每年的应届毕业生都将接近或超过700万人。如此庞大的待就业人口,在欧债阴霾不散、全球经济形势日趋不明朗,加之承载就业重任的中小企业举步维艰的背景下,不管纸面上的“就业率”如何一片大好,必有诸多学子面对“就业难”困境。在这样的语境下,“什么贵干什么”之说何错之有?这话如果硬要诡辩成这是“唆使大家不择手段谋利”,那么,“今天你吃了吗”也可以理解成骂人的话了——谁知道“吃了”后面跟的宾语是什么呢?

就业,首先是个民生问题。譬如欧美国家农场主的孩子,在世界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照样神采奕奕地操持农业,为什么在我们却成为不可思议的羞辱呢?“什么贵干什么”,无非想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就业当摈弃门户之见,尤其要放低“身份门槛”,做点扎扎实实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事情；二是市场化的就业当有竞争意识和时代意识,两耳要闻窗外事,起码有些职业规划。至于是“养猪”还是“养狗”,不过是个符号罢了。

当然,大学生要能安心养猪,起码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者,大学生可以养猪、但猪也要能养活大学生,这就涉及到农业产业链的稳态问题,如果绿豆、大蒜、猪肉等还是像过山车一样疯来疯去,养猪和炒股的风险又有什么差别?二者,养猪还得是件体面的事情,这就需要保护养殖户(农民)的合法权益,从这个层面说,既关乎制度公平、又涉及权益平等。职业的尊严首先来自权利的尊严,“养猪”或者“金领”,最终还得落实到价值实现的皈依上去。

农村大学生就业不容易。这既需要职能部门拓宽就业路径,更需要当事人校准心态——而这样的心态纠偏,在对叶青先生的一片骂声中,尤显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