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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猪运动隐寓公共治理的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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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2007-12-06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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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年起,东莞将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根据“禁猪”四步走的安排:从现在起到15日,对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核查,实行统一管理;今年年底前对所有非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彻底清理;明年底之前,对包括暂缓清理在内的所有养猪场进行全面清理;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仍进行生猪养殖活动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

根据官方提供的数字,今年头10个月,东莞全市生猪存栏量逾75万头。也就是说,经过一年缓冲期,东莞要将本地供应市场的生猪量消灭为零。而之所以要禁止养猪,官员给出的理由是养猪业造成了巨大污染,构成了城市主要的污染源。在当地环保部门给出的计算公式中,原本合法的养猪业成了作恶的行业,新政要理直气壮地将之清除。一项骤然诞生的政策就这样将养殖户的生计彻底改变。

对于禁猪运动的理据,已有不愿具名的社会人士表达了质疑。养猪业是否成为东莞的主要污染源,目前尚缺乏坚实的调研来支持。这个合法但弱势的产业是否比当地制造业更容易加重环境负担,也没有应有的评估报告。荒谬的是,原本合法投入的养殖成本,不仅看不到回收的希望,更在一夜间面临灭顶之灾。对此,新政并未作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于是,看似有理有据的政府禁猪运动,突兀地将市场风险置换成政策风暴,一股脑地加诸养殖户。

谁也无法否认禁猪运动的高效率。东莞已将基层查处养猪场的绩效与镇街的环保审批挂钩,执行不力者,诸如水污染建设项目就会被冻结,因而运动中的行政动员能力不容置疑。这种搞运动式的突击治理,在东莞已有先例,比如之前以整肃治安为目的的禁摩行动。尽管禁摩的成效有待考证,但政府已从中积累了经验。从禁止养猪的政策看,东莞正预备将此种治理模式推广到其他领域,并乐见其效。

遗憾的是,这种以“禁绝”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治理隐约闪现着暴力,亦即公共行政的软暴力。禁猪运动是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事前与养殖户等利益群体毫无沟通或协商,政策形成后也只是简单地知会。从始至终,施政方注重的是效率,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则被故意省略。政策演变成单方面的强制行动,施政对象完全没有发言权,进而被剥夺博弈的权利。如此,养殖户原本提供三成以上市场供应量的贡献被抹消,并且在政策的宣介下承担不光彩的声誉。

东莞有关领导认为,从生产发展来看,养猪并不划算。市长的立场自然也有合理的成分,更何况在价格波动的走势中,养猪的利润实在是毫无保障的。问题是,禁止养猪的得失有不同算法,官员有官员的概念,养殖户也有自己的考虑。对应这些立场迥异的算计方法,养猪可能是非法的,但禁止养猪的压制政策也有可能同样非法。区别仅仅在于,基于前者的行政强大而不容民主协商,而基于后者的抗拒则要无力得多。

“乱世用重典”一直被引作强势行政的理由。比如,针对严峻治安形势所采纳的禁摩确实被民众认可,但要警惕的是把“禁令”当作公共治理全部内容的官僚倾向。从这层意义上说,禁摩也罢,禁止养猪也好,都有可能伤及健康及正当的治理理念,导致小社会、大行政抑或强政府、弱国民的失衡局面。不能不看到,纯粹以“禁绝”为主旨推行的行政也会遇到抗争。这是因为它取消的是民众赖以存活的基础,禁止的本是民众的生活方式。因此,烈度不等、形式不一的抵触也就在所难免,反过来削弱此种治理的远期效能。

东莞部分养殖大户表示,要坚持到强制清理的最后一刻。可叹的是,分散的养殖户不可能形成整体,只好散沙一样被动等待政策裁决。养猪产业对当地GDP影响甚微,可以忽略不计,行政清理毫无忌惮。不过,蕴含软暴力的治理一再上演,其后果不是双赢而是“双输”。它犹如双面刀刃,切割的是两种力量:社会被逐渐束缚,积贫积弱而振奋不得;政府则一再错失治理的正义,在另一种迷途上狂奔。

来源:南方都市报

    (编辑:本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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